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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師應該把社會責任放在第一位

——訪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

　　從去年5月到現在，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據粗略統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李曉江去了四川災區近40次，其中去年5月到7月間，他在災區工作了兩個月。

　　時至今日，談起他所積極投入的四川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他依然充滿情感。“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參加抗震救災是一種本能的沖動。”李曉江說：“作為規劃師，應該始終把社會責任、國家責任放在第一位。”

　　抗震救災：從本能的沖動說起

　　記者：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迅速行動，立刻投入到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中，由此受到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災區綿陽市、德陽市的表彰？

　　李曉江：談到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參加這次抗震救災，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用了一句話，我覺得很貼切。他說：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積極參與抗震救災，這是一種本能的沖動。

　　記者：本能的沖動？

　　李曉江：對，是一種本能的沖動，用不著誰去動員、去下命令。從院到所，到每一個專業人員本能地就會去做。

　　我覺得院里有一種多年以前就已經形成的風氣：遇到重大的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當國家、社會需要的時候，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會沖在第一線，不管是救災、扶貧、抗擊“非典”，還是援藏、援疆、援青，大家都很積極，始終堅持把對社會的責任、對國家的責任放在第一位。

　　記者：延伸了來看，這也是我們城市規劃行業的整體風氣？

　　李曉江：確實，這也是我們城市規劃行業的一種良好風氣。

　　規劃師應該把社會責任放在第一位。城市規劃教育一代宗師金經昌先生有一句名言：“城市規劃是為人民服務的。”我非常認同這句話，而且一直以此來鞭策自己堅守規劃師的價值觀和職業操守。

　　記者：為人民服務，這是規劃師的安身立命之本？

　　李曉江：我認為這是規劃師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定要把國家、民族、社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你才能成為一名稱職的規劃師。這也是中國城市規劃行業的良好傳統。在國家碰到重大事件、重大災難的時候，這支隊伍一次次得到檢驗、得到鍛煉。

　　面對應急事件，規劃師可以有所作為

　　記者：職業精神是一個方面。另據了解，四川地震發生后，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在第一時間進入災區時，還做了非常專業化的準備？

　　李曉江：我們當時對到災區工作的困難估計得相對比較充分，事前做了很認真的準備，做好了最壞的打算。當然，更重要的是事先我們在資料和圖紙方面的充分準備，我們打印了可能獲得的所有地形圖，還分別為清華院、同濟院準備了成都、阿壩地區的地圖；我院名城所還整理了關于羌族歷史文化的專題材料。

　　記者：在重大災害面前，規劃師要提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就可以有所作為？

　　李曉江：一方面，政府要發現、組織他們；另一方面，作為規劃行業自身也應該有相應的技術儲備。

　　另外我認為還需要建立一套規劃師應對災難的應急機制，這是在汶川大地震以后規劃行業應該認真思考和總結的事情。

　　記者：您認為應該建立一套怎樣的規劃師應對災難的應急機制呢？

　　李曉江：值得慶幸的是，我國有一個較完整的分層次的規劃院的體系，從國家到省、市、縣，每一個都有自己特定的服務對象，這應該是從規劃層面做好防災和應急的一大優勢。各個規劃院把自己的事辦好，有充分的準備，當災害突然降臨時，就可以在第一時間啟動應對措施。各級規劃部門和規劃院有針對性地把我們國家、省、市的災害類型和易發地區進行系統梳理，各級規劃院承擔起系統梳理本轄區內災害類型分析和災損評估的責任，做好基礎信息，地圖資料等應急準備。

　　此外，在編制國家級、省級和市級城鎮體系規劃的時候，也應該特別重視安全、防災和應急。這次汶川地震反映出一些地區道路交通保障條件很差，城鄉生命線工程非常脆弱。因此，我們在災后重建城鎮體系規劃中特別強調“生命通道”的路網規劃。

　　合理布局，可以防患于未然

　　記者：最近幾年，重大自然災害頻頻發生。也許，我們應該更加重視科學合理的規劃布局，充分發揮規劃的引導作用，做到防患于未然？

　　李曉江：最近幾年重大災害頻頻發生，造成的生命和財產損失越來越大。作為規劃師，必須認真思考如何應用規劃去引導我們人口、工業和城鎮的布局。過去我國經濟基礎非常薄弱，城鎮化進程緩慢，工業化水平低，發生重大災害后的重建能力低，無暇從布局角度考慮調整，也不具備調整布局的條件。但是現在不同了，汶川地震災后重建可以投入1萬億元，相當于當年唐山地震時我國GDP總量的3倍！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考慮以長期安全為前提的布局調整問題。

　　如何從歷史的尺度，對宏觀層次去思考災害頻發地區和資源生態脆弱地區的發展與布局，是規劃師面對的重大課題。

　　規劃師要有獨立精神，實現社會理想

　　記者：有些問題是出在宏觀認識的層面，原因在哪里呢？

　　李曉江：原因可能在于規劃師獨立的職業精神越來越缺少了。雖然在抗震救災這方面我們的規劃師做得很好，但在一些重大、復雜，深層次問題面前，我們已經沒有當年的梁思成、陳占祥先生的勇氣了，不能發出獨立的聲音。是沒有底氣說話還是不屑于說話？可能都有。

　　記者：這可能牽涉到一個問題，現在的規劃師，到底是在為誰做規劃？政府、百姓、還是開發商？這可能決定了規劃師說話的“底氣”。

　　李曉江：我覺得現在規劃師越來越多的是在為“富人”做規劃，富人有兩類：一是作為個人和企業的“富人”，二是作為發達地區政府的“富人”。

　　記者：也就是說，是在為強勢群體做規劃？

　　李曉江：是的，在為強勢群體做規劃。

　　關注沿海發達地區的更加合理、更加科學的發展，這并沒有錯。但我擔心規劃師的視線忽略社會公平正義，忽略社會底層。

　　20多年前我在英國進修時就形成了一種認識：全世界的規劃師都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至少是理想主義者。規劃師的行為影響著社會，規劃師應當承擔著改良社會、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責任。規劃師的激情來源于理想，而規劃師的職業理想應該是與公眾的理想一致的。

　　規劃師通過自身的努力去實現公眾的理想，同時也是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前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的前輩通過自己的奮斗與獻身去實現社會的理想，而不只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實現個人的理想。

　　記者：熱衷于實現個人理想、技術理想，還是真正服務大眾的社會理想？值得深思。

　　李曉江：你這個歸納得很好。作為規劃師，你究竟是實現自己的技術理想，還是社會層面的公眾理想，這個問題很重要。一個好的規劃師，應該是把自己的職業生涯和職業理想結合起來，僅有職業生涯的設計是遠遠不夠的；應該把職業理想、社會理想和個人發展有機結合，在實現社會理想的過程中體現個人價值。

　　規劃師的社會責任，“道”在平常

　　記者：規劃既然是公共政策，規劃師就應該把維護社會公平、為弱勢群眾服務作為自己的主要責任？

　　李曉江：是的，規劃師應該把社會利益放在第一位。既然從事這個職業，就一定相信，通過規劃師的努力，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這種社會責任不僅僅體現在抗震救災中，因為這個事件太重大了，任何一個社會群體用一般人的標準都會去做。但要在平常每日的工作中持續地做下去，就需要職業精神了。

　　就目前規劃行業而言，規劃師對效率問題的關心，遠遠超過對公平問題的關心；對發展問題的關心，遠遠超過對弱勢群體的關心。這是件挺可悲的事。

　　記者：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呼喚規劃師社會責任的回歸？

　　李曉江：從知識、研究能力來說，規劃師不欠缺，但欠缺關注，欠缺態度。我注意一些較高層次的有關這些社會問題的爭論，幾乎沒有規劃師參加，其實恰恰規劃師有很多觸角去了解和關注這些問題。

　　記者：很多重大的社會問題都和規劃師有著很直接的關系？

　　李曉江：是有直接關系，如農民工進城、低收入人群住房，交通與公交，城鄉土地問題等。經濟學家對社會公平的問題關心越來越多，社會學家更是如此。但是規劃師在這方面的聲音相對較弱。

　　現在的規劃師在工作方式上，更傾向于一個工程師，而不是一個有職業理想的規劃師。即使一個很有社會責任心的規劃師，也可能更愿意去做一些很具體的規劃設計，而不愿意在更大的范圍之內，去主動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我覺得規劃師的責任，一方面體現在一些具體的事物當中，我們敢于承擔、勇于承擔，這一點我們做得很好。但另一方面，我們要把規劃師的社會責任感，擴大到更大的范圍，去發出更多的聲音，這一點我們的能動性、主動性很不理想。

　　記者：但規劃師們也有規劃設計任務的問題，很多規劃師埋頭于具體項目，而忽略了社會責任的思考？

　　李曉江：當然，做好規劃設計是規劃師的本職。我在院里一直說規劃設計是院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的實踐基礎和物質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即使有再大的熱情，再強的責任心也難以作為。

　　但當你擁有了這些基本條件以后，是甘于平庸，滿足于物質利益，只是最低限度地履行一些社會義務，還是把自己放到一個真正有理想的規劃師、規劃機構的這樣一種位置上去？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差別，一個有理想有社會責任的規劃師或機構，他的精神風貌，工作狀態和成果品質都是不同的。

　　·采訪后記·

　　細節中的“大”院長

　　與李曉江院長的采訪約在一個工作日的下午，但真正開始訪談卻在晚上七點以后——他太忙了。

　　在經過下午幾個小時的等待之后，我們如約來到他的辦公室里。看得出，他剛剛忙完，略顯疲憊。

　　當然也沒有時間吃晚餐。為了給自己提神，他倒了一杯咖啡，并且拿出一些餅干之類的零食給我們吃。看起來，就像到四川災區準備了充足的壓縮餅干一樣，李曉江院長在自己的辦公室里，也準備了一定的“給養”———經常加班，顧不上吃飯，也應該是常有的事。

　　或者，這只是細節。他回避我們所說的關于“五一勞動獎章”的話題，說那是全院的共同努力，是大家的功勞。他再三強調的觀點是“規劃為人民服務”，這讓我想起在中央電視臺拍攝的專題片《銘記》中，他在災區接受采訪時的屢屢動情。

　　當然，這可能也是細節。但在這細節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