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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我們在尋求經濟增長和追求舒適生活方式時，地球的生態系統已經負荷不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無限需求；另一方面，在科學問題清晰的情況下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卻議而不決。為此本刊記者專門采訪了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學術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山大學博士生導師袁奇峰教授。

　　記者：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吵吵嚷嚷，大家在爭什么？

　　袁奇峰教授（以下簡稱“袁”）：自1750年以來，以化石能源驅動的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全球生態，人類在近350多年來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多到在大氣層中形成了一個天棚，將地球表面弄成了一個大“溫室”，這已經可以在實驗室中模擬出來——地球表面生物圈出現的生態危機從科學上看確實沒有什么疑點。

　　但是在科學問題清晰的情況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卻爭議不斷，原因何在？治理全球氣候變化需要全人類共同行動，但其中不乏政治和商業博弈。如今，碳排放的問題已演變得既重要又復雜，其影響涉及國際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從宏觀層面來說將會重塑世界的格局，從微觀的層面來說則會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在哥本哈根的氣候大會談判中，我國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立場是堅持“京都協議”所確立的“共同的責任，區別的對待”的雙軌制原則，其核心就是要求對碳排放負有主要責任的發達國家要剛性絕對減排，而發展中國家則可以按GDP總量相對減排，由于部分發達國家對此并不完全認同，因而產生了嚴重的爭執。

　　客觀來講，中國對減排非常重視，這些年來國家強調科學發展，減排的推動力度確實非常大，減碳指標層層下達，種種成績有目共睹。如果所有國家均一實行絕對減排，那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就要停止，所以實行“雙軌制”就是要給發展中國家法定的發展機會，期間涉及政治、文化、經濟發展權等種種敏感因素，需要尋求相互之間談判的平衡點。

　　記者：城市能夠為減排做點什么？

　　袁：城市如何能做到精明發展（Smart Growth）呢？這需要精巧的規劃與算計。社會及政府應該倡導減碳的生活方式，從宏觀方面應該優化城市結構，提倡緊湊發展的城市形態，交通應該采用以公共交通為主的出行方式，在城市里應該留下更多綠地和風道。以美國為例，很多城市規定了城市的增長邊界，劃定綠環、綠地、綠道、藍道是不可侵犯的。

　　1.人口比較密集、緊湊的城市有利于減排，其好處在于節約用地，可以維持較高質量的公共設施，公共資源可以共享，另外公共交通的盈利更有潛力，可以在交通上更多地依賴公共交通。

　　如果大家都選用地鐵、公交等集體運輸工具出行，那么僅僅在交通模式上就可以較好地實現減排。現在中國的小汽車潮對城市的沖擊很大，但并不合乎綠色減碳的發展趨勢。1930年代的倫敦、巴黎、巴塞羅那等城市在有軌電車軌道旁邊的路面都輔上石塊，可以在繁忙時段讓小汽車借道行駛；而今他們又紛紛把石塊挖掉，恢復綠色的草坪，通過壓縮小汽車在城市里的空間，來鼓勵使用公交和擴大步行的空間。汽車時代更應強調的是步行、非機動車的權利，這是西方從1930年代的汽車時代發展到現在“后汽車時代”總結出來的經驗。德國城市規劃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所有的城市都具備超大型的步行區，這些步行區多由幾個街區連在一起形成一片大禁車區，這里面就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而城市的商業復興機會就因此而來。

　　2. 由于熱島效應，市中心一般高于郊區2-3℃，我們位于亞熱帶地區，空調的使用頻率就更高，排放也因此加大，外界氣溫也隨之升高，這個負循環的結果將造成更多的能源耗費，排放出更多的碳。因此控制良好的城市結構形態比控制城市規模似乎更重要，通過加強城市生態的研究，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和維育，從而使城市的熱島效應降低。假如整個城市結構規劃理想，能夠安排足夠多的綠地、河道形成風道，讓夏季主導風可以進來，熱島效應將會有所降低。

　　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就特別強調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的思想，“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管子?乘馬 》）古代成都城就不是一個正南北的城池，而是采用北偏東30度的軸向，順應主導風向和河流走向。

　　記者：廣州城市規劃離綠色減碳還有多遠？

　　袁：好的城市規劃師就是好的裁縫，要會把自然界的風、水、山、林、田、海調度起來，減輕熱島效應。為什么白云山、果樹保護區有北肺、南肺這樣的稱呼，其保護受到那么多人的重視？其實好的城市生態規劃就是最大的減排。目前廣州及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和街區的規劃中只看到房子，看不到公園，這樣的開發方式，以后的代價是非常高的。

　　廣州的沙面顯然就是一個精心規劃過的地區，濱江綠帶、中央綠化大街、規則的街區格局是這個亞熱帶季風氣候城市規劃的典范，可惜的是并未被總結推廣。

　　130年后，再次有一個來自美國波士頓的規劃師托馬斯夫人為珠江新城做了規劃方案，最精彩的莫過于在中軸線上保留了聯通珠江的長長的綠道，在居住區中間留了很大的中央公園……在寸土尺金的CBD里留下這些地區，從經濟的角度看來似乎是一種損失，但在城市生態上是得益匪淺的。正因為中央公園的生態結構，在其周邊開發的樓盤建筑容積率可高達5-8，開發的經濟型并沒有損失，所以說一個有著精巧算計的城市設計。

　　在廣州“北優、南拓、東進、西聯”的發展戰略中，我們曾考慮過在市域范圍內建設多組團網絡式拓展的城市結構，各個組團間有大量的綠化間隔，形成如大學城、廣州新城、南沙等板塊的一片片獨立的新城，然后通過軌道交通把這些組團連在一起，中間由綠色隔離帶把其分隔開，這種城市結構及其交通方式就是綠色的，可以較好地避免熱島效應。好的規劃方案正如好的中醫治病，要在治病救命的時候就要把副作用也一起醫治。

　　記者：大家能夠為城市的綠色減碳做些什么？

　　城市規劃不僅是政府的事，更是市民的事，大家要參與，要監督，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理想和行動，這需要有社會共識。今天我們距離建造綠色城市還有很長一段路，其中可以有三個衡量指標來衡量：

　　1.廣州的城市政府何時改變消費社會標準，不再把推動小汽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這或許是一個標志性的起點；

　　2. 廣州的市民對公交采取一個什么樣的態度，或許開始認同BRT，那么市民就開始具備了節能意識；

　　3.對于個人來說，在選購樓盤的時候，應該從減少浪費的角度選擇合適的建筑面積。如果能把節能作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時，綠色減排的意識也就崛起了；如果大家還停留在買豪宅、豪車，以大面積住房為榮這個階段，那么離節能減排還差很遠。2006年以后國家也出臺了相應的治理措施，如鼓勵多建小戶型，抑制奢侈建設的大戶型等。而一旦遇到2009年“保八”的情況，豪宅就又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動力，這樣也不利于減排節能理念的推廣。

　　城市的綠色之路在每個人的心里，在于全民的覺醒中。

　　記者：此起彼伏的低碳住宅概念，正在減排節能的背景下雀躍而起。綠色建筑與社區的未來走向如何？

　　袁：倡導綠色建筑/設計評審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現在不少綠色生態樓盤評審過于粗糙，難以推動核心問題的解決。目前所提及的綠色樓盤多數還停留在使用有綠色標簽的產品。

　　當然綠色標簽是很好、很重要的管理制度，應該提倡開發商盡量多用綠色標簽產品。另外，國家還應給予政策上的優惠和補貼，鼓勵大家多用綠色標簽產品，但綠色標簽制度的制訂還尚在嘗試階段，這對國家來說是個挑戰。長遠來說，隨著工藝的改進，這些綠色產品的成本以后會不斷降低，開發商主動地使用綠色產品是非常必要的。

　　香港政府去年開始鼓勵市民以樓宇為單位作碳排放估算，并撥款聘請碳評估師免費為居民住宅作碳估算，碳評估師會評估目前屋宇的能源耗費狀況并提出相應改造方案及建議。同時，政府另外撥款補貼有綠色標簽的節能材料和設備的銷售商，這樣市民就可以根據評估機構給出的建議，來優惠地購買所需的節能減排設備，享受政府的補貼。市民通過設備和材料更換來減少碳排放與能量耗費，也降低其生活成本，香港政府的做法用心良苦。

　　另外，房地產開發的樓盤設計也要精心。傳統的嶺南建筑就有不少手法，比如西關大屋里的冷巷，可小范圍內降溫，但自從空調出現以后，現代人普遍不太關注社區氣候的設計問題。廣州的日照強烈，相對而言太陽能的應用推廣情況很不理想。房地產項目要經得起通風與日照的檢驗，冬天要保證室內有日照，從而使降低采暖費用，夏天要把風引進來，減少空調的使用頻率，太陽能的利用也是理想的方向，而這些都需要精巧的設計手法來支持。

　　西方建筑界津津樂道的許多節能辦法多是通過增加投入來實現的，甚至通過排放轉移來實現，所以依靠技術和設備來減排的這種主動式減排無疑是富裕社會和富裕業主的游戲。廣州最著名的節能建筑應該算珠江新城的廣州發展中心，由于裝置了外掛的遮陽板，僅僅是這套裝置就多投入了幾千萬元，長遠來看，空調費用可能會因此而節省，但對剛剛起步的項目來說，經濟性就差別很大，增加了經營的壓力，特別是對業權分散的寫字樓更甚。

　　另外，廣州大學城設立了集中式能源分布站統一供應整個地區的空調，原設想通過冷熱聯供的原理集中化、集約化來減少一家一戶使用空調的耗能。但由于這些設施需要一定的用戶量，并且需要有足夠的支付能力，所以目前的運作情況暫時不太理想。設備上的改變能夠提高能源效率，這是值得鼓勵的方向，但需要謹慎評估；新能源的發掘，加強新技術的研發，對新技術的鼓勵，這些都將是更大的課題。

　　在強調高科技節能的今天，相對于代價昂貴的主動式節能，我更傾向于被動式節能。從某種角度來說，真正節能的建筑可能需要更多地采用傳統的做法，通過增設遮陽板、控制開窗面積、合理設計建筑（布局）的朝向等傳統智慧來降低空調成本，減少冬天的熱量排放，推動減排？這是值得仔細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