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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Abitare雜志 康拉德訪問哈佛設計學研究院院長，建筑系主任莫森.莫斯法塔維 2009.03.20

　　康拉德：從2008年1月開始，您接任哈佛大學設計學研究院院長，請問與以往的院長相比，您如何定義您的角色的？

　　莫森:我認為，充分意識到哈佛設計學研究院因為悠久而特殊的歷史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實際上它是美國最國際化的學院，這一點來源于它悠久的歷史、勃勃的雄心以及與歐洲和拉丁美洲緊密的聯系。這種狀況由來已久，對此我有充分的認識。同時，我也很了解曾經在學院里的人和他們曾擔當的角色，從Gorpius 到Jose Luis Sert。

　　這些年來美國學術界已經有所變化，其中一點就是院長的身份越來越傾向于管理者。比如說Jose Luis Sert 對學院的領導，你會看到他熱衷于營造某種氣氛和組建很多人參與的團隊，而這些人會提出一系列的觀點。他本人為哈佛大學設計了很多建筑，比如說Holyoke 中心和 Peabody Terrace。這些建筑，有的人喜歡，有的人不喜歡，但是無論如何它們是這個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覺得現在學院的的組織結構和教育結構有些脫節，而且很多人把院長的角色理解成行政管理者或是募集資金的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也許就是避免這種脫節吧。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首先并且基本上應投身教育的人。學院組織結構及其與大學其他部門的關系的作用是使教育活動能夠順利進行。從這種意義上來講，我非常清楚我的到任意味著我和某些同事的關系將發生變化。我的前任們往往委身于部門的運轉以及建筑學、景觀設計、城市規劃設計的教授。我曾公開表態，希望能夠看到這些學科之間合作更加緊密。

　　學院的使命不是單一的，僅僅由某個單獨的部門承擔，這一點很重要。獨立的部門有其自身的想法和關注的事物，同時部門間的緊密協作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都在推廣跨學科實踐的理念，為的是強調這種理念是我們的校訓的一部分。我認為我們還沒到只能談論建筑學的自主性的地步。同時我還強烈主張以多種方式推動和研究新事物。這樣人們才能說存在某種需要發展的自主性，但是這些研究的方式需要被理解，而這些方式是通過和其他實踐的關系表現出來的。所以從理論上講，我們需要打破學科的界限進行更緊密的協作。

　　康拉德:可以說是一種多重的身份？

　　莫森:說不準。我認為復合性也有好處，它可以僅僅是成為一種做事方式，而我更在意它的結果。所以復合性是我們參與跨學科實踐一種機制，但是我認為我們是在尋求某種設計學科的創新，而這些創新來源于尋找新的工作方式、設定特定的日程并依照這個日程工作。我認為這是我們學院的一個首要任務。這種工作的結果意味著我們不僅和不同的學系打交道，我們同時和大學的其他部分、大學外更廣泛的人群社區、美國的甚至世界各地打交道。我認為這種交流對我們來說可能是最令人興奮的。

　　康拉德:歷史上哈佛設計研究院同其他學院的關系一直磕磕碰碰的，你有沒有發現這種關系已經有所改變？

　　莫森：美國當今的大多數大學都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合作的價值和重要性，甚至合作已經成為招牌現象。

　　在大多數大學，人們希望在一起工作并尋求合作。這樣看來就有一個文化上的改變,不僅僅在哈佛大學,而是在所有的研究機構.我認為學院在某種方式上已經非常渴望與大學其他部門有更多的接觸,而這是因為事實上在過去我們接觸的還太少。所以大學很愿意和我們合作。還有就是，事實上大學普遍更加清楚設計的地位和像在我們學院中所宣揚的理念對這個大學的價值，不僅作為教育項目，比如說設計和工程學、設計和人類學、設計和商務學之間的聯系等等。而且還有我們在環境問題上所擁有的專業技能的價值。關于新大學的構成、關于實踐的問題，哈佛大學思考了很多。因此，我們參與了所有有關項目，一方面是因為我們能夠參與進來做出貢獻，一方面因為我們有個熱衷于這些事物的大學校長。

　　對于我來說，特殊事物的發展以及其與表述行為的事物——就像作為民主政治必要組成部分的空間——的聯系在大學校園里變成了緊密相關的話題。建筑物的作用從作為單一功能的建筑,轉變為構建一個社區：你不僅僅是在簡單地建造一系列高度分化的、功能性的建筑物。這種思考非常重要。

　　哈佛大學在Allston的新校區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它提出了”什么是未來的大學?”這樣一個問題。比如這個新校區的形式如何、關于大學理念的反思：因為我們不僅僅是在擴大空間，我們同時也在借此機會反思我們在組織上是如何依存的。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而且當前生態運動正面臨著危機，所以可持續性和生態學成為這場討論的重要話題。如果你在思考什么是未來的大學，那么這個話題怎樣才能參與到這場對話中來，而不是簡單地說“我們將減少能耗”。關乎生態的思考理念，如何才能促發有關設計的不同形式的思考？討論這些問題是非常復雜的，因為你同時要面對做這類項目的人，他們是專家，有特定的做事方法，可這種方法卻不見得是更開明和具有探索性的。我認為我們需要這種更開明的具有探索性的方法，因為我們不清楚解決方案會是什么。我們需要承擔更多的風險，在進行相關探索時要更具有試驗精神。所以我當然非常愿意推動這些工作的展開

　　康拉德：這些事情令人非常興奮。如果是在兩三年前,你所說的這些事情想必都不會提上日程。你是否作為顧問參與了Allston的擴建工程？

　　莫森：我作為院長與其他院長一起參與了這個事情，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非常直接地與設計者們有所接觸，給他們關于設計方案的反饋。對于Allston，一個有趣的可能性就是，這里可以沒有某些長期的總體規劃的東西或是較短期的干涉，也可以采用臨時的、試驗性的方法。有的時候，用那些臨時性的東西，你可以做更前衛的設計。我認為考慮這種可能性會非常的有趣，但是鑒于當前的經濟危機，我不知道是否我們可以承受得起。

　　問題是重新定義資源、各種資源間的關系，以及大學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因為哈佛是一個管理非常分散的大學，而且認識到各個學院的財務是獨立的非常重要。哈佛大學有著深厚的資金來源，但每個學院有不同的資源，認清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每個學院所能承擔的能力也取決于它各自所獲得的捐款，這些捐款使你更加自主，這很重要。事實上，見證過去的幾年里學生們的興趣和期望在以某種方式變化的過程非常有趣。我發現某種意義上，越來越多的學生對社交和政治活動非常感興趣。他們希望做些什么。他們對所謂的著名建筑師表示懷疑。

　　我們有很多學生開始更多地做能夠及早地看到成果的項目,對亞洲、非洲等地方的項目感興趣。現在正在做一個醫學院的項目，叫“健康伙伴”與在盧旺達的項目有關。在其他國家他們在做建筑項目。其實，除了每個學期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室,我們計劃在非洲做一個工作室。我們想把這種短期的項目實踐轉變為在一個地方做兩到三年的較長期的實踐，可以在印度、中國或者中東。

　　我認為有關場所、特定場所的理念，不僅關注城市地區，同時還關注鄉村地區的發展。因為這樣你才能做更適當的事情，你才能做可行的項目，所以我認為這會更有趣。還有就是，事實上學生對教育活動的不同組織方式反響很大。比如說，我們已經不僅僅只有單一的講座，這種講座和受眾的關系比較被動，老師講講、學生問問，大家就下課回家了。

　　我們在嘗試做更加互動的，相互探討性的活動。比如說，晚上的講座。我們有講座、研討會、工作室等課堂形式，但是有了晚上講座的形式，我們創造了一種更隨意的與學生之間研討會式的互動，與各種不同學科的人的互動。比如說藝術學科、社會科學或是人類學的，和我們一起討論設計和其他一系列實踐的關系。我認為這種對話有意思。這些努力為認識不同學科、為我們在學校推廣各種理念不僅僅是“建筑是凝固的知識的方式開辟了新的途徑。我們當然會傳播這些知識，但是我們也在嘗試為知識新形式的形成和像哈佛這樣的學校應該推廣的新式的風險投機建立基礎。我正在推動承擔風險成為學院的必要部分。我發現在當前學院所面臨的特殊歷史時期這是非常重要的。

　　康拉德：你有沒有發現這種承擔風險，相對于AA那種不同運作方式的學校，更適合像哈佛大學這樣的機構（以它的強大而聞名且更有可能承受）？

　　莫森： 我認為在任何地方都適用的教育模式是不存在的。倫敦和紐約不同，和波士頓也不一樣。很明顯我們擁有非常豐富的資源，而像建筑聯盟學院那樣的學校是沒有的。

　　建筑聯盟學院的前衛和試驗性有很長的歷史了。我在AA的時候，如果有任何不同的話，那就是我在嘗試著參與不同的試驗，一種不同的當代模式。你必須確保學生們知道更多事情。我認為有的時候人們會注意到先鋒主義的歷史，然后開始模仿那段歷史時期的做法，認為激進和先鋒的唯一實現方式（在本質上）是重現那段歷史。對于我，這是很危險的。而且我認為人們得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我認為對于AA來說激進的做法和對哈佛來說激進的做法是全然不同的。實際上有時候我們得引入某種反叛歷史的特性，才能創造新的形式。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哈佛設計學研究院的去向？有一點我們可以確信，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與歷史上的實踐密切相關，所以現在重要的就正是強調這種推測和對其他學科的新看法。我認為我們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來理解研究的概念，因為在建筑學院里，我們不是很清楚：“什么是研究？”而在物理學系他們對此非常清楚。

　　康拉德：我認為現在還沒有一個議程。

　　莫森：我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將研究、教學和出版緊密地聯系起來。所以，比如說，借助已經出版的《綱要》，我們在嘗試把它作為定義學院的某些實踐的手段。借助《哈佛設計雜志》，某種意義上，我們正在重新把雜志定位為發現與當代設計實踐有關的事務的手段。所以印刷品不僅僅是發生在學院內事情的文字記錄了，而成為新形式和新理論的完備的文本實體.在一定意義上，它成了新想法發生的催化劑。但是我們真正在嘗試的是更強調如何定義我們在做什么。我們出版過Farshid Moussavi 在她的講座中對某種系統的功能所做的的研究。第一本書叫《裝飾的功能》，最近的一本叫《系統的功能》。這是我們學生的作品，在發展新知識形態上下了很多功夫。我們在這一點上是有傳統的。有些Rem Koolhaas出版的作品，比如《城市項目》、《哈佛大學采購指南》，它們在投資和教學之間創造了相似的關系，最后出版了。現在這正在變得更加系統。比如說下學期我們有一個大的展覽也將整理出版，這就很好地處理了設計和新興實踐還有其他，尤其是與科技利用有關的實踐的關系。

　　康拉德：在這個特定的時候，學院是至關重要的。

　　莫森：絕對是這樣的！因為我們還可以接納各種領域的從業者和他們的實踐。實際上有件事很有趣,就是我們創造了新的與工程相關的時間的理念。我在做的事情，比如說我在要求每個教授不要僅僅把精力放到一個學期，而要著眼長遠；比如說三年。我更愿意做一個周期為三年的工作室，這樣才會有一個得到反饋的周期，才能發現一些東西，然后你根據那些信息來建設，用不同的方式，如此形成一種整體的知識，我們可以整理成冊，拿去出版和展覽。

　　康拉德：你說你在嘗試在你和系里的教授之間建立新的關系，而學院是基于來來往往的來訪者的，這就意味著你和每個教授邀請他們的時候有所合作？

　　莫森：目前我們有個混合的模式。我們有“行政委員會”，委員會由所有的教授，包括不同項目的負責人和學院行政部門的領導組成，因此我們大家一起合作，這么做就是我們要真正地分享想做什么、到哪里去這些信息。每個教授、項目負責人和我都參與討論我們的計劃。因此溝通很重要，它與我們對學生的看法有關，他們發現討論和溝通非常重要，是達成一致繼續前行的方法的一部分。我們正在從策略上看待每個系及其教員，在這一點上我們著眼長遠。事實上，我們在研究所有的職位，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夠。

　　這同我們的資金運作也有關聯，所以比如現在，我覺得我們想做更多大尺度的有關生態的事情，這些事關乎我們的資金募集，和為學院里特定的教育項目募集資金的努力。我會先和教授們討論這些事，我們往往會都感興趣,會一起談論誰在做有趣的工作，教員與人們的會面等。所以這正是我們的混合模式，而不是單個人。人們也可以要求他們所想要的，所以并不是都得委員會作決定。最終教員會作出決定，但我感覺我們有責任去影響教育他們,使他們成為作決定的人

　　康拉德：同樣是廣泛地包括學院以外？

　　莫森：是的，就是這樣。現在在哈佛我們正和人類學中心的Homi Bhabha合作，他在這個中心做很多有趣的工作，所以我們也參與了進來。我們是在做開創性的工作，已經和肯尼迪政府學院、商學院開始互換教員。

　　現在我們開始考慮如何和工程學院、藝術科學系、醫學院有更多的交流。最近我們會見了來自計算機科學和計算學的人，你知道的，這里有些非常出色的人。我們想知道我們與媒體、數字文化的交流能有什么幫助。這又回到了我關于研究的觀點。去計算機科學系看他們所做的研究的時候就是研究。現在我們在嘗試建立某種聯系和合作。我認為這就是哈佛大學吸引人的地方。

　　最后一點，哈佛還有個拉德克利夫學院。拉德克利夫每年邀請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藝術家和人類學家來和我們一起工作，我們會挑選合適的人在拉德克利夫學院任職，之后在哈佛設計學院工作。

　　這也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教育模式，這種模式下有的人作為駐校學者，卻與其它領域比如說科學學院有所聯系。這也非常令人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