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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園林藝術，如果從殷、周時代囿的出現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是世界園林藝術起源最早的國家之一，在世界園林史上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并具有及其高超的藝術水平和獨特的民族風格。

　　在世界各個歷史文化交流的階段中，我國“妙極自然，宛自天開”的自然式山水園林的理論，以及創作實踐的影響所及，不僅對日本、朝鮮等亞洲國家，而且對歐洲一些國家的園林藝術創作也都發生過很大的影響。為此，我國園林被譽為世界造園史上的淵源之一。

　　自唐、宋始，我國的造園技術傳入日本、朝鮮等國。明末計成的造園理論專著—《園冶》流入日本，抄本題名為《奪天工》，至今日本許多園林建筑的題名都還沿用古典漢語。特別是在公元十三世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把杭州西湖的園林稱譽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從而使杭州的園林藝術名揚海外。今天，它更是世界旅游者友心中向往的游覽勝地。

　　在18世紀，中國自然式山水園林由英國著名造園家威廉·康伯介紹到英國，使當時的英國一度出現了“自然熱”。清初英國傳教士李明所著《中國現勢新志》一書，對我國園林藝術也有所介紹。后來英國人錢伯斯到廣州，看了我國的園林藝術，回英國后著《東方園林論述》。

　　由于人們對中國園林藝術的逐步了解，英國造園家開始對規則式園林布局原則感到單調無變化。從而，東方園林藝術的設計手法隨之發展。如1730年在倫敦郊外所建的植物園，即今天的英國皇家植物園，其設計意境除模仿中國園林的自然式布局外，還大量采用了中國式的寶塔和橋等園林建筑的藝術形式。

　　在法國不僅出現“英華園庭”一詞，而且僅巴黎一地，就建有中國式風景園林約二十處。從此以后，中國的園林藝術在歐洲廣為傳播。

　　我國的自然式山水園林藝術，為我們民族所特有的優秀建筑文化傳統，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造園理論和創作實踐經驗。

　　為了繼承和發揚祖國的古典園林藝術成就，特別是隨著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鄉建設勢必要充分反映勞動人民物質與精神的需求為使人們有優美的休養、休息以及文化娛樂的活動場所，就必然要進行園林建設。

　　隨著旅游事業的發展，風景園林的開發與建設也將隨之興旺發達起來，自然風景資源的開發也必將加快步伐。如何借鑒我國古典園林藝術的經馱造就要進行總線吸取其精電為我們今天的新型園林建設服務。

　　我國古典園林建造的歷史始于何時，至今尚無明確的定論。但從園林建筑的使用性質來分析，園林主要是供游憩、文化娛樂、起居的要求而興建，而使用者則必須占有一定的物質財富和勞動力，才有可能建造供他們游憩享樂的園林。

　　在人類的生產能力很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時，即只有依靠群體的力量才能獲得生活資料的原始社會，是談不到造園活動的。《禮記·札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即便是到了久、新石器時代的繁榮時期，有了典型的村落，如西安半坡村，鋤耕農業和家畜飼養已出現，用手制的形態和花紋都很精致的彩陶，有些陶器上還刻有類似文字的符號。但該時期的勞動生產率還是十分低下，也只能提供極其微小的多余東西。

　　只有當社會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轉變后，由于生產的增長，交換的擴大，奴隸主的財富不斷增加，從而他們的思想和趣味也隨之起了變化。這時，既有奴隸經濟基礎的剩余生活資料可供奴隸主使用，又有可供他們驅使的勞動力，這就為滿足他們要過奢侈享樂生活所需的園林的建造活動提供了條件。如在我國古代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農業和手工業都有相當的發展，那時已有青銅器，有錛、鑿、刀、錐、戈等工具，為營造活動提供了技術上的條件。因此，在夏朝已經出現了宮殿建筑。

　　商朝的甲骨文是商代文化的巨大成就，文字構造以象形為主，現已認識的字約有兩千個。商代已有立法，有相當的天文知識，雕刻藝術也很發達。從商朝的經濟、技術、文化藝術的發展情況看，已具備了造園活動的基礎。而甲骨文中又有園、圃、囿等字的出現，也就引起了園林的營造活動和最初形式到底是開始于商朝還是周朝，以及最初形式是園、圃，還是囿的討論。

　　從有關記載，如《周禮》的：“園圃樹果瓜，時斂而收之”；《說文》的：“囿，養禽獸也”；《周禮地官》的：“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等等中，說明囿的作用主要是放牧百獸，以供狩獵游樂。在園、圃、囿三種形式中，囿具備了園林活動的內容，特別是從商到了周代，就有周文王的“靈囿”。據《孟子》記載：“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中養有獸、魚、鳥等，不僅供狩獵，同時也是周文王欣賞自然之美，滿足他的審美享受的場所。可以說，囿是我國古典園林的一種最初形式。

　　到了封建社會的秦代，秦始皇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在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統一的大國后，連續不斷的營建宮、苑，大小不下三百處，其中最為有名的應推上林苑中的阿房宮，周圍三百里，內有離宮七十所，“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可以想見，規模是多么宏偉。

　　在終南山頂上建闕，在當時來說已算是一種高大的建筑物了。山本靜，水流則動。當時人們已經懂得了這其中的道理，把樊川的水引來作池，苑中還有涌泉、瀑布，以及種類繁多的動植物，規模相當壯觀。

　　漢代，所建宮苑以未央宮、建章宮、長樂宮規模為最大。漢武帝在秦上林宛的基礎上繼續擴大，苑中有宮，宮中有苑，在苑中分區養動物，栽培各地的名果奇樹多達三千余種，不論是其內容和規模都是相當可觀的。

　　從三國到隋朝統一中國的四百六十多年中，由于戰亂較多，在沒落、無為、循世和追求享樂的思想影響之下，宮苑建筑之風盛行，又因當時建筑技術與材料已相當發達，建筑裝飾中色彩豐富以及優美的紋樣圖案等，都為造園活動提供了技術與藝術的條件。

　　這一時期有影響的苑室，如三國時代曹操所建的銅雀臺，臺是建在南北五里，東西七里的鄆城(今河南臨漳)，規模雖不算太大，規劃卻相當合理，說明當時的城市規劃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就臺本身來說，已經不是一般的建筑，出現了五層樓閣，可以說它是當時的高層建筑了。在臺與臺之間設有可以放置或卸下的閣道(類似浮橋)，而且是用機械設備開動，足以說明當時工程技術的進步。

　　在三國魏晉時期，產生了許多擅長山水畫的名手。他們善于畫山峰、泉、丘、壑、巖等。為此，在山水畫的出現和發展的基礎上，由畫家所提供的構圖、色彩、層次和美好的意境往往成為造園藝術的借鑒。

　　這時文人士大夫更是以玄談隱世，寄情山水，以隱退為其高尚，更有的文人畫家以風雅自居。因此，該時期的造園活動將所謂“詩情畫意”，也運用到園林藝術之中來了，為隋唐的山水園林藝術發展打下了基礎。

　　三國時，魏文帝還“以五色石起景陽山于芳林苑，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吳國的孫皓在建業(今南京)“大開苑圃，起土山樓觀，功役之費以萬計”。晉武帝司馬炎重修“香林苑”，并改名為“華林苑”。

　　在以園林優美聞名于世的蘇州，據記載在春秋、秦漢和三國時代，統治者已開始利用這里明山秀水的自然條件，興建花園，尋歡作樂。東晉顧辟疆在蘇州所建辟疆園，應當是這個時期江南最早的私家園林了。

　　南朝，梁武帝的“芳林苑”，“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他廣建佛寺，自己三次舍身同泰寺，以麻痹人民。北朝，在盛樂(今蒙古和林格爾縣)建“鹿苑”，引附近武川之水拄入苑內，廣九十里，成為歷史上結合蒙古自然條件所建的重要的園林。

　　隋楊帝時更是大造宮苑，所建離宮別館四十余所。楊廣所建的宮苑以洛陽最宏偉的西苑而著稱，據《隋書》記載：“西苑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余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百余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窮極華麗”，為供游玩的龍舟及其它船只數萬艘，由此可以看出游園活動的規模之大。苑內有周長十余里的人工海，海中有百余尺高的三座海上神山造景，山水之勝和極多的殿堂樓觀、動植物等。這種極盡豪華的園林藝術，在開池筑山，模仿自然，聚石引水，植林開澗等有若自然的造園手法，為以后的自然式造園活動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唐代，這是繼秦漢以后我國歷史上的極盛時期。此時期的造園活動和所建宮苑的壯麗，比以前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在長安建有宮苑結合的“南內苑”、“東內苑”、“芙蓉苑”及驪山的“華清宮”等。著名的“華清宮”至今仍保留有唐代園林藝術風格，是極為珍貴的了。

　　在宋代，有著名的汴京“壽山艮岳”(今開封)，周圍十余里，規模大、景點多，其造園手法也比過去大有提高。

　　明朝，在北京建有“西苑”等。清代更有占地8400多畝的熱河“避暑山莊”，以及與世界文化歷史上著名的古跡、法國巴黎的凡爾賽宮相比擬的“圓明園”等。

　　如今，若把我國園林藝術約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劃分階段的話，大致可分為：商朝產生了園林的雛形—囿；秦漢由囿發展到苑；唐宋由苑到園；明清則為我國古典園林的極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