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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 年，英國人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完成了一本對未來城市綠地規劃產生深遠影響的著作——《明日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這位出生于倫敦小資產階級家庭，受過有限正統教育，擔任著再普通不過的文員工作的青年，用頗具煽動性的語言和充滿想像力的示意圖，批判了城市現代化過程中每況愈下的生存環境，并激情地描繪了未來花園城市中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沒有貧窮和偏見的理想公共生活。這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正如那個矛盾的年代一樣，有著社會主義的理想形態和對于人類生存的關注，以及維多利亞時代對于理性、社會改良和科學進步的狂熱。霍華德所描繪的這座圓形“田園城市”，被用于農業生產的敞開的保護帶層層環繞包圍，從圓心發散開來的六條林蔭大道將城市分割成六塊大小均勻的楔形。這個被他稱為“一條通向真正改良的和平道路”的結構，有效地將過往的路人和汽車限制在了中間的通道上，使綠化帶成為了單純的休閑娛樂場所。二戰后，受田園城市理論影響建造的城市遍布全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在1944年的大倫敦規劃中的應用。

　　十年后的1911年，一位年輕的建筑師Charles-Edouard Jeanneret決心，要在伊斯坦布爾尋找到建筑的奇跡和現代生活的意義。在那里，他的心靈被伊斯蘭清真寺的宏偉莊嚴一次次地震撼，也正是在那趟去往東方的旅途中，他發現了光與線條對于現在建筑的重要性，并在日后的回憶錄中寫道：“沒有什么東西應該被隱藏起來”(Nothing should be hidden from view) 。幾年后，這位年輕人成長為了現代建筑運動中備受爭議的大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幾年后，他對光明城（The Radiant City）的構想開始漸漸成型，并首次提出了“垂直的花園城”的概念（vertical garden city）。“垂直的花園城”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高人口密度，不斷向上壘筑的高樓大廈好似要爭相逃離地球一般。高密度的垂直居住空出大量的土地，讓陽光穿透、空氣可以自由流動，也使大片的綠色成為可能。有些花園則被搬到了樓層的縫隙和屋頂上，透過大量的玻璃使用從各個方向觀賞都一覽無余。堅信空間對于人類行為和感知方式的無形控制力的勒·柯布西耶，由此開始了他用現代建筑來實現道德提升的實驗。

　　對于現代城市生活中自然和綠色的缺失，以及中產階級郊區化后所帶來的生活與工作的日益兩極化，霍華德和勒·柯布西耶都給出了一個十分顯而易見的答案，那就是，使城市綠色空間最大限度上的成為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的理論為未來全球性的生態城市運動奠定了基礎。盡管兩位大師的規劃思想迥然不同，但不變的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現代城市規劃師們的心中，都藏著的一個對于綠色田園生活的夢，隱射著城市綠地與烏托邦理想國那若即若離、又千絲萬縷的關系。從霍華德的田園城市到今天的Stevenage Town Cent re，似乎對于未來新世界的夢總要從某處起源，即使它們注定要變得苦澀，即使它們永遠也無法擺脫歷史和現實的束縛。

　　于是從這些故事里我們認識到，任何一個空間問題的來源和最終目標都是解決政治經濟問題。已經化作“理想”的城市規劃，其涵蓋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絕非一個簡單的對技術問題的攻克和對布局變化的考慮所能概括。任何一個人造的空間里，都包含著設計師對于人類行為模式的假設和期望，和大眾在不斷尋找解放（liberation）和規訓（discipline）的平衡點的過程中所做的斗爭。因此我們要討論的重點并不單是哪種城市公園綠地的規劃模式最為合理，管理方案最切實可行，而是如何把這些著名的綠地工程置入到其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我們要問，在它們的設計、選址、建造、使用、甚至翻新修整的過程中，究竟誰才是“公共”綠地真正的使用和擁有者，怎樣的行為在綠地中被鼓勵而怎樣的被制約，因為這些問題是各種社會力量永恒的碰撞焦點。這些問題的答案無時無刻不在訴說著一個時代的夢想和需求。這中間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恐怕要算帶有鮮明啟蒙色彩的倫敦海德公園，在網格中創造感性和恬靜的紐約中央公園，和點綴著后現代建筑的芝加哥千禧公園。

　　海德公園

　　公共空間與維多利亞美德的矛盾碰撞

　　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公園綠地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期。伴隨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崛起的西方大都會，卻普遍面臨著生存環境惡化、周期性傳染病爆發、犯罪率上升、道德墮落和不斷的工人階級革命等多重問題。在英國，城市綠地運動便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展開的。1835年，英國開始進入了長達10多年的經濟蕭條期。圈地運動后，大量鄉村人口涌入城市，想要在制造業和重工業工廠中覓得一個職位，然而失業和食品價格上漲使得他們的生活越發艱辛。而對于自然和新鮮空氣的美好回憶還未淡化，使得他們日益渴望綠草樹木，和一個如田園一般能供人自由走動的空間。1938年，倫敦民主聯盟（London Democratic Association）一經成立便宣稱,其首要目標是接管并建造倫敦市內包括維多利亞公園在內的幾處公共綠色空間。這個提案得到了來自倫敦最底層無產階級民眾的廣泛支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象征著衛生（hygiene）、得體（respectability）、有序(order)、和人道主義精神（humanitarianism)等新興資產階級理念的城市綠地，卻是在倫敦工人們的一片叫好聲中成型的。面對日益龐大的無產階級對于自然的渴望，英國皇室迫于壓力將倫敦西區的大量皇家園林永久性開放。出入綠地從此不再被認為是來自英國皇室的恩賜，或是舉辦大型國家慶典時的特例。作為公共空間的公園和綠地，不僅加劇了各種社會力量對于土地使用權的爭奪，也具體化了倫敦市民和城市管理精英們之間微妙的關系。這其中，曾經作為皇家狩獵場的海德公園便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

　　一方面，社會精英們試圖將自己的文化行為準則強加于工人階級之上，在此過程中，一些不夠“文明”的人被剝奪了合法使用公園的權利。事實上，出于對下層社會“野蠻的工人們”的道德恐懼，1890年前的海德公園是明令禁止對工人和窮人開放的。逐漸的，這種赤裸裸的階級歧視被另外一種更加成熟老練的管理方法所取代。于是在對公園的使用中，得體的衣著和文明的舉止與好市民標準掛上了鉤。十九世紀末，在由維多利亞女王推動的“理性休閑”(rational recreation)和“社會純凈”（social purity）運動中，中產階級式的娛樂方式——如體育鍛煉、家庭野餐和休閑放松等——得到了大力推崇。酒、性交易、賭博行為和臟話被立法禁止在公園內出現。對于空間的管理由針對某個階級演變為了對個人行為的約束，標志著階級和性別的歧視在公園中被正式合理化。另一方面，海德公園還是被倫敦人用自己的方式使用著。他們在自發的集會和公共演說中表達觀點，談論政治（特別在市政府選舉時期），構建著一個也許并不怎么完美，但又妙趣橫生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而海德公園為這些活動提供了載體，公園中的小路交匯的中心可供人群聚集，著名的“演說角”曾經為包括思想家馬克思、列寧，左翼作家喬治·歐威爾，和英國工藝美術運動領導者威廉·莫里斯搭起了舞臺，啟蒙運動的民主傳統在這片公共的綠色空間里得到發揚。此外，政府禁令和規則的不斷出臺，表現了當權者對“失控”的恐懼，也從一個側面論證了維多利亞時期倫敦公共活動的活力和影響。

　　中央公園

　　城市綠地與中產階級化

　　十九世紀中，公園的概念開始風靡北美大陸。這一概念的激情倡導者，是一位出身于美國農村的景觀設計大師--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他對自然與生俱來的親近感，和對綠地能夠治療城市惡疾的信念，驅使奧姆斯特德在一生中承接了大約500余個綠化項目，其中包括遍布在美國各大城市的100多個公園和娛樂場。

　　紐約的中央公園是奧姆斯特德與合伙人沃克（Calvert Vaux）共同設計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對他來講，紐約那網格狀的街道的布局，不僅困乏單調，還十分缺乏美感。與城市高速運轉的生活和擁擠骯臟的街道不同，中央公園代表了一個令人精神得到愉悅放松的自然天地。對奧姆斯特德來說，只有在田園牧歌似的草地、風景如畫的灌木叢、高低起伏的小山丘和平靜如水的湖面的環繞中，沉思和道德提升才能成為可能。據資料記載，一位上流社會的改良派曾觀察到，“粗魯吵鬧的人們（rude, noisy fellow）”在進入公園后，就變得“輕聲細語、溫和、友善起來（hushed,moderate and careful）”。因此不難看出，中央公園的出現，與英國公園運動有著相似的出發點。也正因為這種公共綠地與國民素質之間的所謂的對等關系，合法化了中央公園在建設中所動用的大量財政撥款。這個工程合并了奧姆斯特德的理想和紐約地方政客的支持。然而，盡管早在1871年，中央公園就吸引了每天三萬多人次的觀光客，公園過于偏向曼哈頓上城的地理位置，離當時紐約人口的中心地帶仍有一段距離，絕大多數的紐約市民只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偶爾參觀一下公園的景色，在其余的時間里，中央公園也只能為那些更加富裕一些的中產階級服務罷了。

　　那么紐約中央公園與倫敦海德公園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說代表了十八、十九世紀民主和啟蒙思想的海德公園，用演說角等方式鼓勵游人之間的語言交流的話，那么二十世紀初聲名鶴立的中央公園，其設計則強調了個人冥想對道德提升的重要性。就像奧姆斯特德所設想的那樣，公園綠地的價值在于它能夠帶給游人美的享受和平靜的沉思，這種沉思是個人的，也是內心的。紐約中央公園的規劃很好地釋義了這一理念，園內曲徑幽深的林蔭小路引導游客通向四面八方，既增加了私密空間，也將人群驅散開來。即使在人流最多的地方——購物中心和噴水池，語言交流也被更為一種更加現代化的傳播方式取代，視覺美感主導了公園體驗。

　　可是無論如何，中央公園仍舊給生活繁重的紐約市民們帶來了一抹綠色，340公頃的宏大面積使它與自由女神、帝國大廈一同成為城市不可錯過的標志性旅游景點。或許從它那不設圍墻、可由四面八方隨意穿行的包容和大氣中，游客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民主的美國精神。

　　千禧公園

　　公與私的碰撞

　　如果說倫敦海德公園折射著十九世紀的理性光芒和維多利亞美德，二十世紀初的紐約中央公園反映出城市高度工業化和中產階級化后，尋找的一份寧靜和隱秘的話，那么坐落于芝加哥密歇根湖畔的千禧公園無疑是屬于二十一世紀的。該公園被譽為自1893年哥倫比亞博覽會后，芝加哥歷史上最重要的工程。重建后的千禧公園，得到了規劃師、經濟學家和環保人士的一致贊許，并獲得多個世界設計大獎，不可不謂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它不僅為城市帶來旅游業的繁榮、地產的快速升值和巨大的稅收財政收入，更難得的是，這一切都是在當下頗為流行的綠色節能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性框架下完成的。

　　與公共綠地由政府投資管理的運作模式不同的是，千禧公園創造性地采用了公私合營（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融資方式，總共耗資4.75億美金，其中2.7億來自政府撥款，其余的資金則得到了包括波音公司、箭牌、英國石油、美國第一銀行等私人企業財團的慷慨贊助，以換取對公園內建造物的命名權。因此，千禧公園的支持者們宣稱，此項工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用私人的錢實現了大眾的夢想”（private money,public dream）。就好像公園內兩座相對而建的藝術品“皇冠噴泉”一樣，交替播放著代表芝加哥的1000個市民的不同笑臉，各種膚色，各個年齡，不同性別，似乎在向游客們訴說這個多元文化城市的平等和民主。

　　這是一句聽上去多么有感染力的社會主義口號，然而公園果真給芝加哥人帶來了更加平等民主的公共環境嗎？事實上，千禧公園乃至整個芝加哥市翻新的背后，站著一位民主黨明星政客--市長理查德·戴利。早在1989年，備受少數裔中產階級擁護的戴利就曾發誓，要將芝加哥變成“美國的綠色城市”。在后來十多年的改造中，芝加哥掀起了一陣綠色浪潮。然而到了2002年12月，當千禧公園的建設者們宣布將超出預算整整2.5億美元的時候，同一時間進行的芝市市長選舉統計顯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投票率達到了歷史新低。在這座號稱“用私人的錢實現大眾的夢想”的城市里，為什么窮人的政治聲音竟然從芝加哥消失了？更加受到爭議的是，在2005年和2006年，千禧公園都曾以舉辦企業活動為由將整個公園對外關閉一天。豐田汽車和好事達分別出資80萬和70萬美金買斷公園當天的場館使用權。公共綠地使用權的可買賣性，似乎越來越遠地違背了公園存在的初衷，再一次引發了“誰才是公園真正的主人”的爭論。千禧公園里那些昂貴而滑稽的公共藝術品，除去滿足了藝術家們的自我實現外，究竟有多少費解的格格不入，又有多少介入到了市民的公共空間中去？

　　從千禧公園的例子里我們還看到，在這個夢想的背后，旅游業、地產業和相關的酒店、餐館、商場、娛樂等商業活動的繁榮，勢必要求對城市土地的不斷征用。這一切成為了遷走工人家庭和貧困人口的最好依據。當芝加哥市正經歷著巨大的低收入人群租房危機的時候，因為千禧公園而迅速復蘇起來的城市街區，正大張旗鼓地建造著一幢幢高聳入云的私人公寓。此外，巨大的資金投入耗盡了貧困家庭青少年的學校場館建設，高青年犯罪率成為芝加哥目前頭痛的問題。

　　于是問題的本質似乎回到了文章的開頭。究竟什么才是大眾的夢想，是在城市花園上空延伸的綠色林帶，寬敞明亮的“購物天堂”，由城中穿流而過的碧綠河水，亦或是一個完完全全屬于自己的熟悉的家？為了實現這些夢想，我們又曾經和正在付出著怎樣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