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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我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始末

　　我從“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1978年開始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連任了三屆，數來有15年，件件往事索繞心頭。正是從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開始，我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文物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以至后來的世界遺產保護的工作當中。特別是在六屆全國政協期間，以侯仁之委員為首的四位委員向政協大會提交了中國加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公約》的提案，其中就有我在內。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剛剛恢復工作的第五屆全國政協的主要任務是貫徹中央“撥亂反正”的精神，這其中包括對各地文物的保護情況要作專門調查。負責具體工作的是劉瀾濤秘書長和薩空了副秘書長。當時在全國政協和這項工作有關的工作組有兩個：一個是城市建設組，組長是韓光同志，我是副組長；一個是文化組，組長先是丁玲，后來是魏傳統。薩空了同志直接推動了這件事情。十年浩劫，各地文物破壞嚴重，其中西藏破壞最厲害，200多所寺廟都被毀壞了。全國政協從1980年開始，就組織調查團去各省區實地調查文物保護情況。我任全國政協委員的15年問，年年都參加這種調查活動。

　　第一次去的是承德，由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帶隊，大家積極性很高，去的人也很多，我記得參加的人有繆云臺、趙樸初、沈其震、薩空了、魏傳統、程思遠、吳亮平、楊放之、單士元等。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的古建筑和環境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被幾個單位占用，并且不斷地亂搭亂建，建設性破壞很大，“文化大革命”中破壞得就更厲害。“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有的地方還是被一些單位占用，山莊的熱河溫泉竟被當成城市自來水的水源而抽枯。避暑山莊湖區北岸的萬樹園一帶是清朝乾隆皇帝宴請蒙古王公的地方，日軍侵占時在那里建起了傳染病院。解放后，成了北京軍區的肺結核病醫院，并新建了禮堂、食堂和多棟二層單元宿舍樓。又如清朝藏四庫全書的文津閣成了地區老干部休養所，為了冬天取暖，高大灰粗的煙囪插建其間。20世紀60年代初，外交部韓念龍副部長曾建議把承德作為外國駐華使節短期游憩的地方，得到周總理的同意。為此，當時國家建委城市規劃局即組織承德的專項調查組，我參加了。這以后，避暑山莊的問題才開始逐步解決。承德避暑山莊及外八廟具有很高的歷吏、藝術和科學價值。托物寄史，它銘記了清朝康乾盛世時中華民族多民族統一的民族政策和鞏固邊疆的政策，如“因其教，不易其俗”、“修一廟勝用十萬兵”、“興黃教，所以安眾蒙古”、“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清朝后期火燒圓明園后，喪權辱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不平等條約就是在避暑山莊由咸豐皇帝簽署的。這次全國政協的調查，使問題的解決自然更為徹底。后來薩空了同志給我寫過一個條幅：“一九八〇年與鄭孝燮諸同志六月七日訪問承德，傍晚突然黑云壓頂，到煙雨樓忽又轉睛。夕陽照錘峰，呈全色。群以為幸遇，書此詩，以志：“片云頭上黑，同游煙雨樓。錘峰金落照，無詩意境幽。”落款是：“孝燮同志兩政，薩空了病中涂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我一直掛到了現在。追隨薩會諸委員保護文物，我和空了同志成了忘年之交。

　　1981年，全國政協副秘書長薩空了率政協調查團赴中原地區的河南、陜西、山西三省調查文物保護，成員有沈其震、蹇先任、程思遠、王朝聞、楊放之、吳亮平、單士元和我等。調查團先后察看了洛陽的龍門石窟、邙山歷代古墓、漢魏故城的保護情況，重點考察了西安大雁塔、兵馬俑、秦始皇陵、古城墻，太原文廟、晉祠，平遙古城和大同華嚴寺、云岡石窟等。這些地方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有不少的工廠或學校建在了重要的遺址地上或文物的保護范圍與控制地帶上，使這些珍貴遺存遭到很大的破壞，也就是所說的 “建設性破壞”。再有就是不適當的道路交通對文物造成的巨大影響，而地方上有人往 往強調“生產壓倒一切”，例如像云岡石窟背后的那條運煤車輛源源不斷的國道 (109國道)，煤車重載的振動，煤灰的污染，都給佛像帶來損害。在交換意見的座談會上，程思遠、單士元等很多委員都發了言。更有甚者，有的煤礦開采設計方案竟然要想挖煤到石窟地下的近旁。委員們看了設計方案，一致要求廢除只顧挖煤、不顧石窟安全的錯誤設計。

　　1982年5月，全國政協組織調查團到了華東四省區。這一次，除調查文物外，還有一個新課題：關于中年知識分子生活狀況的調查。全團仍由薩空了同志帶隊，參加的有錢偉長、程思遠、沈其震、楊放之、吳亮平、單士元、佟錚等同志和我。調查團到了上海、杭州、紹興、蘇州、揚州和南京等地，工廠車間、學校上課、單位辦公、居民居住等占據歷史建筑，幾乎每個城市都有這樣的問題。個別地方領導 說，這是不得已，“為了要吃飯”。吳亮平常委就此寫文章在報上批評這種說法。水鄉蘇州已經填了許多河道，又在郊區天平山、靈巖山坡地；大量開拓墓地。最后我們來到濟南調查，當時大明湖邊上也有不少工廠，損害了整體環境，哪里還有 “家家流水、戶戶垂楊。的詩情畫意。大明湖的水甚至被有關工廠用來作了印制鈔票紙的工業用水。

　　這幾次調查結束后，全國政協調查團都寫了專題報告，向中央反映情況。當時還沒有進行大規模的舊城改造，拆遷的問題很少。主要問題是破壞性建設的情況比較突出，如何從整體上保護古建筑的認識不夠，這就有了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概念。1982年，國務院公布了第一批24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名單，這和政協委員長期進行的文物保護調查、提建議和提案是分不開的。

　　1985年，在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前，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委員寫信，后又打電話給我。他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在巴黎通過了一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國應該加入這個公約，我們應該提交一份這樣的提案。我當即表示完全贊成。侯仁之教授先是在1984年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時知道這件事的，這給他很大的震動，中國歷史文化淵源深厚，完全符合世界遺產的條件，我們應該放眼世界，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這樣，就有了這份由侯老起草的，侯仁之、陽含熙、羅哲文和我共同簽名的，編號為663號的提案。當年4月，這份提案送交給全國人大，引起高度重視。1985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我國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87年，我國有了第一批入選世界遺產保護的項目。

　　正是有了這樣的好傳統，不管是哪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都要為保護文物而進行深入調查、奔走呼吁、提提案，甚至上書中央。保護北京古都風貌，更成了政協委員義不容辭的責任。當時，往往是全國政協會同北京市政協一起去調查。我還清楚地記得這樣一件事：五屆、六屆全國政協的時候，我們多次調查并呼吁：盧溝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不能再走車了。在一次調查現場，一位大概是管道路交通的負責人說：“橋，就是走車的。”我不太同意他的這個觀點，我說：“過去是，但現在不行！碗是吃飯用的，但我們故宮陳列的金飯碗就不是吃飯用的！”

　　1993年的9月下旬，當時我已不再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仍被邀請參加了全國政協對三峽文物的考察。這次的考察團有很多人參加，從重慶到宜昌，考察團包了一艘客輪，順江而下，白天在岸上調查，晚上再回到船上。團長是全國政協副主席、81歲高齡的著名學者錢偉長先生。多年以來，三峽工程一直是政協委員討論的中心議題。在三峽工程就要動工興建的時候，我們都特別關注三峽地區地上和水下豐富的文物古跡的命運。9月25日，考察團從重慶朝天門碼頭上船，經涪陵、豐都、忠縣、云陽、奉節、巫山、秭歸，到達三峽大壩壩址所在地，最后在宜昌登陸，前后歷時十天。考察團成員實地察看了多處珍貴的文物遺存，像涪陵的白鶴梁江面、忠縣的漢代 “無銘閥”和石寶寨、云陽的張飛廟、奉節的白帝城以及瞿塘峽的摩崖石刻等等，比較詳細地了解了三峽工程對文物造成的影響以及解決的辦法。在船上和宜昌岸上，考察團成員和有關縣市的負責同志多次座談，大家都積極發言。國家文物局局長、全國政協委員張德勤，還有羅哲文、謝辰生和我都談了很具體的建議。我還記得錢偉長說：搶救三峽文物，就是保護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就是維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船到中堡島時，正值中秋佳節，錢偉長副主席代表考察團向文物考古工作者贈送了中秋月餅。考察團一行在三峽度過了一個難忘的中秋節。

　　回憶保護文物的往事，有時很順。1979年2月北京德勝門箭樓要拆除。當時我是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有責任呼吁不要拆除北京德勝門箭樓。我即于1979年2月19日上書陳云副主席，請考慮制止破壞這一文物。我的信很快地就得到了批準，德勝門箭樓也得以保存下來。但是有時也出現過莫名其妙的突變，若不是據理力爭，像本該列入到歷史文化名城之列的上海，應該列入世界遺產的平遙古城，恐怕都被一下子抹掉了。上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是中國共產黨的搖籃，怎能不列入歷史文化名城？平遙古城的古城墻、古街巷、古民居及古廟宇都基本上保存完好，這樣一座體現了明清時期漢民族文化傳統的古城，怎能在我們自己最后討論申報世界遺產會上突然 “榜上無名”？對上海列入歷史文化名城這件事，當時是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單士元、羅哲文和我聯名上書萬里副總理才得以解決的。而平遙古城的問題，是我在會后不得不立即于1995年6月19日緊急上書給建設部侯捷部長等領導，建議一定把它申報為世界遺產。

　　從五屆全國政協起，全國政協組織的文物保護調查活動給了我很大的機緣，使我對古建文物做了很多“身臨其境”的調查研究，至今二十余年來為追隨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而 “馬不停蹄”。我想，保護文物，保護世界遺產，匹夫有責。我還要堅持不懈做下去，責任是沉甸甸的。

    ——該內容來源于《留住我國建筑文化的記憶》（鄭孝燮著），由中國風景園林網整理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