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聞周刊》日本版3月5日文章，原題：從公園設計看日本與歐洲防范意識的不同 “犯罪機會論”認為，犯罪往往發生在“容易進入但難以被察覺的地方”，這一理論已成為全球防犯罪標準。然而，在日本，該理論卻未能得到廣泛應用。

　　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于，日本歷史上并未發展出“城墻城市”的概念。而日本的城市設計恰恰是“容易進入但難以被察覺的設計”的起源。人類自1萬年前就開始建設城墻城市，但日本卻并未采納這一設計。其原因在于，當時的日本社會并未具備同樣程度的防犯意識或危機感。這導致了如今日本防犯措施的“孤島化”現象。

　　公園設計最能直觀體現犯罪機會論。其他國家在規劃公園時，都會充分考慮領地性（防止隨意進入）和可視性（防止隱蔽犯罪），并為降低犯罪的可能性采取針對性的設計。例如在較大的公園里，兒童游樂設施通常集中設置，并用圍欄圍起，以此將兒童區和成人活動區分開，形成“分區管理”。這種設計讓成年人若進入兒童專用區域，立刻會引起警覺。而日本的公園往往缺乏這些考量。在日本的公園里，空間會對所有人開放，游樂設施也分散在各處。因此，兒童和成人混雜使用公園，成年人站在孩子身邊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即便孩子和陌生人交談，旁人也不會覺得奇怪。這正是犯罪分子可以利用的漏洞。

　　其他國家的公園，在設計上與城墻城市十分相似，其共同特點是使用了圍欄。在城墻城市中，城墻承擔防御功能。而在公園里，這一功能被圍欄所替代。然而，日本與西方社會對“圍欄”的觀念存在根本性差異。

　　這種觀念差異在電影《藩籬》中也有所體現。電影名“Fences”（圍欄）在歐美語境中，意味著“保護與防御”。但在日本，圍欄往往被視為負面的象征。日本媒體曾將電影《藩籬》的主題解讀為“種族隔閡、夫妻矛盾、親子沖突”，而歐美主流解讀卻強調它是家庭保護的象征。這種分歧反映出日本和西方在防犯意識上的差距。

　　圍欄只是一個象征，但其背后的觀念差異，卻直接影響了城市規劃和公共安全。日本社會因未能正確認識圍欄的積極作用，使得許多公共空間成為犯罪的高風險場所。如果日本希望更有效地保護兒童，就需要重新審視公園的設計。（作者小宮信夫，朱迪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