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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里是一個外國人眼中藝術可以量產的魔幻之地，也是一個供應全球油畫復制品的生產車間，但大芬村首先是一個期待改變的深圳城中村――世博會為大芬村找到了再生的契機……

　　在剛剛結束的上海世博會，城市最佳實踐區深圳案例館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外墻是一幅巨大的“大芬麗莎”，里面講著大芬村的“城中村再生”故事。新生代設計師雷磊將一個畫工的房間直接放到了上海世博會的深圳案例館。

　　20年前，這里是深圳市郊的小村落，只有300人；20年后，深圳城市擴張，這里成為被高檔樓盤包圍的城中村，但這條城中村的突圍之路，不是靠出租，而是靠出口――歐美60%的商品油畫在這里量產，油畫的出口最高達到過一年4.3億元。

　　大芬村的再生契機

　　“大芬村是一個很有夢想的地方，但大芬有很多苦澀的地方，有很多原創轉型的陣痛。我覺得藝術家會對這個地方的變化更感興趣，而不是這個地方的表面的形態。”雷磊做過深圳案例館大芬村的開場動畫，講的是大芬村的歷史。

　　世博會成就了大芬村發展的契機。深圳的城市規劃官員特意將世博會深圳案例館的衍生活動，變為發生在深圳的“城市事件”：2010年5月，大芬村舉行了“對流？大芬國際當代藝術展”，將國際化的當代藝術展覽和獨立策展制度的形式引進大芬；2010年8月“深圳大芬國際壁畫邀請展”，北愛爾蘭、英國、德國、希臘、美國、意大利、以色列、瑞士、南非和中國的25個藝術家與藝術家團隊來到大芬村，用壁畫為大芬村進行一次集體創作。

　　“壁畫比起其他的架上作品和室內的裝置作品，它本身對公眾的沖擊和影響更直接、更猛烈，尤其是大幅戶外壁畫的藝術表現方式可能更容易和社區、和周邊的人發生關系。選擇壁畫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好像更不高雅一點、更通俗一點，它并不是說所有的作品馬上公眾就能看明白，但是這種交流可能更直接。”壁畫展總策劃、建筑師孟巖如是向公眾說。他在壁畫展的“策展前言”中寫道：“容置在公共空間的壁畫藝術體現了人們對于情感表達的熱望與敏感，以及對改善自身生活環境的需求。這在當下中國快速和粗放的造城運動之中所產生的大量缺乏表情和活力的城市空間里無疑是一劑良藥。”

　　“世博會是一個機會，以大芬村為案例的順利通過，我們就想到利用這個機會，把這部分政府的投資，除了在世博會現場做400平方米的建筑以外，返回一些到大芬村，能夠真正地、實實在在地做一些推動。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契機。”孟巖認為這是進一步引發村、城之間的互動與融合的機會。

　　大芬村的公共建筑

　　“大芬村的復制品銷往全球，在全球各地的賓館、飯店都有，他們的口號是占領全球的墻壁。我感覺大芬村跟北京的石材加工廠、江西的瓷器廠一樣，把油畫藝術變成勞動密集型的工作產業的發生地。但它要發展的話，很多時候就要往原創發展。但很多畫工跟我說，他們要到北京去做原創，但聽說你是大芬的，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大芬還有很多的路要走。”雷磊如是說。他曾和一個德國人到一個畫工的房間，“老外現在是越來越懶，工作一段時間就休息，他看到一個地方，如此勞動密集型地去做藝術創作，瘋狂，覺得很有趣。我在巴黎看到的《蒙娜麗莎》的復制照，全是這兒來的，羅浮宮旁邊的，可以賣到幾萬歐元。”

　　“模仿的畫不會達到這么高的價錢。”高中畢業的徐紅出生在重慶一個貧窮山區，畫畫是自己學的。他來到深圳10年，做過門童、服務生、工地上的工人、裝飾設計師，也常常做義工。他為深圳的游樂場與房地產項目畫過壁畫，拿過文博會臨摹大賽一等獎，也與深圳中英街博物館館長孫肖、畫家張恒久一起創作過15米的油畫《百年中英街》。他說，“大芬村做一幅《蒙娜麗莎》，有的能拿幾千塊錢，有的只能拿幾百塊錢。靠量才能養得起畫廊。國內很多地方，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大芬村的人。就像陳丹青說過的，大芬村是一個非常公平的平臺，你有能力才能在這里生存下去。”

　　大芬村的作畫者前所未有地需要表現自己的機會，而一個將城中村和附近高檔樓盤自然地連接起來的美術館，正在成為他們的平臺。“美術館每個月都會有畫展，任何來大芬村的人――商業老板、收藏家、游客都會來這里看展覽，喜歡哪個人就可以通過美術館，直接聯系上這個人來購買他的畫。但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畫，就沒有這樣的平臺。但是，要好的作品，必須原創，才能進入這個美術館。要市美協，包括大芬美協來評定這些作品。”徐紅說。

　　總策展人孟巖就是大芬村美術館的建筑設計師，他說：“美術館屬于公共建筑，應該更多能跟周邊的社區發生關系，作為一個裝置，能夠激活周圍的社區。”大芬美術館在2005年設計、2007年建成，當時孟巖注意到大芬村有每年一度的臨摹大賽，每年的前五名是能夠得到進入城市的資格。當時他們就想讓美術館也成為畫工的“出口”。

　　所以大芬村美術館的外墻預留了形式各異的大型畫框。“我們希望它不是一道傳統意義上的墻。我們看到周邊有很多高樓，將來可能會有更多的高樓，是新興的中產階層社區，他們原始的設計都是背向大芬村的，他們是不看大芬村的，是看外面的，我們也希望在外墻上通過這些東西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不光是美術館的外墻，實際上美術館的外面還有兩座橋，這也是美術館對外的姿態。”這是孟巖的說法。

　　發展城市公共藝術

　　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城市與建筑設計處副處長周紅玫長期關注大芬村的命運歷程，她說：“當時我起草美術館的任務書，賦予了大芬美術館完全不同于體制內的美術館的功能。有三種功能復合在一起：交易、銷售和展示。”大芬村美術館跟著整個大芬村在演化，它不像廣東美術館身處在廣州最美麗的城中小島上，而是身處在一個草根化的城中村，并漸漸成為這個量產藝術的城中村里，人們夢想的一個出口。

　　周紅玫說：“‘大芬麗莎’的集體繪制活動之后，畫工開始走進這個公共空間去使用這個空間。很多人使用這個公共空間，它才有活力。所以，我們就將它策劃成大芬壁畫節，安排為世博的延伸藝術事件。除了在世博的場館里舉行活動，我們還在城市里頭有延伸的藝術事件。大芬村設計整個地區的規劃對深圳的城市公共藝術的發展和推廣是一種嘗試，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做法，推動城市公共藝術的發展。”

　　上海世博會上城市最佳實踐區深圳館的展覽敘事總導演牟森曾說：“深圳30年正處于一個承前啟后的時間節點上，大芬村的20年在我看來僅僅是蓄勢而已。推動大芬村轉型的力量是人的尊嚴，大芬村人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個人價值，在改變自己命運的同時，也改變了一座村，成為全球城市化進程中非常有力量的一個代表，這是英雄般的史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