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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未來就是地球的未來

　　21世紀被稱為城市世紀，它將證明且被證明著：人類注定是一種城市化的生物。城市從來就沒有停止變化，城市從來就不是靜止的，這種變化也永遠不會完結，這種動態的過程將永遠根據新的情況進行調整與被調整。

　　在二戰的重建階段之后，當時的西歐國家經歷了一段長時間平穩高速的經濟增長期，社會呈現出了一派富足祥和的氣氛。作為這個社會的成員，民眾可以負擔得起更好的居所，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都急劇增加，對于高稅收的政府來說，公共服務和福利都得到了可觀的增長。越來越多的人口投身于制造業和日益拓展的服務業，這種美好時光一直持續到1973年阿以戰爭爆發和石油危機的出現。

　　在這一時期，因失業和經濟競爭而引起的產業生產利潤降低及社會成本增加，給西歐部分發達國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壓力，導致公共開支和服務支出的削減。不斷擴大的城市貧困和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變更，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

　　與此同時，許多城市的原有基礎設施，特別是那些在十八或十九世紀末迅速擴展的工業城市，變得越來越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需要重新進行整合，但它們往往面臨的是高額的投入成本。這些城市面臨的其它社會問題也變得愈加明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社會從未如此關注過經濟競爭和城市化所帶來的越來越高的環境成本，以及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需求。

　　上述這些情況表明，上個世紀后期，西歐的許多城市經歷著現代史中最為急速的變革。這種變革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由于城市經濟結構的重組，使得城市作為制造業中心的作用基本被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城市成為第三產業的基地和消費的場所。

　　●第二是逆中心化或郊區化的趨勢，這種變化使得城市的許多功能從城市中心或內城向城市群轉移。

　　這兩種變化，直接導致了許多西歐城市中出現了大量建筑和土地被閑置，環境品質下降，大量失業勞動力的增加和隨之而來的各種城市問題。這種衰退，在那些傳統工業城鎮、城市甚至區域表現得尤其明顯，特別是那些傳統上以化工、紡織、鋼鐵制造、重工業、造船、港口、鐵路運輸和采礦業為支柱產業的地區。

　　面臨衰退的這部分歐洲城市在承受著復雜的經濟、社會、物質環境、生態環境和財政問題壓力下，在處理過去遺留下來的夕陽產業的同時，還不得不為投資和經濟的增長進行新一輪的競爭。

　　“城市復興”理論的提出

　　雖然西歐各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歷史的背景條件不同，遇到的問題也有所不同，但西方現代城市發展的基本趨勢應該說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城市更新及相關理論發展的脈絡來進行分析，可以看到，戰后西方城市特別是內城和舊城更新的理論和實踐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基本上是沿著清除貧民窟－鄰里重建－社區更新的脈絡發展，指導舊城更新的基本理念也從主張目標單一、內容狹窄的大規模改造逐漸轉變為主張目標廣泛，內容豐富，更有人文關懷的城市更新理論。按照有關城市更新的理論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可以看到如下的情況，

　　●從形體規劃出發的城市改造思想

　　西方國家城市更新運動，在一開始受到以物質規劃為核心的近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思想的深刻影響，這些規劃思想的本質是把城市看作一個相對靜止的事物，希望通過對物質環境的設計解決城市中的所有問題。大規模推倒重建實際就是這些思想的直接后果。

　　●對大規模城市改造反思

　　清理貧民窟和隨之而來的大規模城市建設以及對城市中心土地的強化利用，曾經一度帶來城市中心區的繁榮，但很快就帶來了大量的城市問題，加劇了城市向郊區分散的傾向，可以說大規模城市改造并不成功，卻給城市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復興思想

　　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最初來自于那些致力于環境和資源保護的社會經濟學家，是戰后經濟高速發展和上個世紀70年代經濟蕭條導致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等問題引發的對城市發展模式的世界范圍的反思的結果，其中也包含了上述對大規模城市改造所進行的反思。

　　在可持續發展的思潮的影響下，西歐國家城市更新的理論與實踐有了進一步發展，進而逐漸形成了城市復興的理論思潮與實踐。它一方面體現的是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城市復興的目標更為廣泛，內容更為豐富；另一方面是繼續趨向于謀求更多的政府、社區、個人和開發商、專業技術人員、社會經濟學者的多邊合作。

　　1996年6月，聯合國在伊斯坦布爾召開“人居二”會議。會議確立了21世紀人類奮斗的兩個主題：“人人有適當的住房”和“城市化世界中的可持續的人類住區發展”，這實際上也明確地指出了城市復興發展方向。

　　在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英國，這個世界上首個工業化的國家，在二戰后的工業生產競爭中未能獲得新的成功、重溫過去的輝煌，與此相反，它卻首先體會到了前面提到的城市變革兩種趨勢的影響，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許多有關城市、關于衰退及結構重組的理論、政策和實踐最早出現在這里。

　　現代英國的城市政策，一般認為起始于1968年。當初面臨著社會矛盾和動蕩的工黨政府，采用“城市計劃”來應對在許多城鎮中出現的嚴重社會問題，它們需要提供特別的幫助來滿足社會需求，并充分地提高服務水平。因此，社會功能的改善就成了需要確定的問題之一；也正是在這里，通過對城市理論的探討，城市政策的修訂和城市建設的實踐，首先于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的《英國大都市計劃》提出了“城市復興”的概念，以回應上述復雜的問題。

　　在英國，到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在整個西歐，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許多城市的傳統工業結構經歷著快速的變化。失業和城市貧困成了主要的政治關注的對象。英國地方當局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邊緣化，因為中央政府更傾向于與私營部門投資商合作尋求需要采取直接行動的解決方案。

　　其它國家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法國的方法是向地方政府機構下放權利，同時有大量的政府資金支持；在徳國，富裕的地區和地方政府盡量通過更多的投入來擺脫危機，至少是到了兩德統一之后，才改變了投資的優先對象。

　　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看得出維護和改善原有城區所帶來的對環境長期益處。“城市環境綠皮書”主張：全球的環境保護可以通過城市政策得以改善，而該政策的特點是以“創建或改造能給居民提供宜人環境的城鎮和城市”為主要目的，并推崇“強調綜合利用和高度密度開發的戰略”。

　　在歐美國家，城市復興理論思潮的形成與發展雖已經過一段時間，且目前已由理論的探索階段演化到實踐的執行階段，同時，城市復興自身，也還在逐步完善，嘗試包含更多更全面的內容。

　　城市地區的問題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它往往受到社會、環境、物質與經濟發展及轉型的綜合影響與相互作用。城市復興則是在這種環境下對城市特定地區在特定時期轉型中面對挑戰及抓住機遇的一種回應。

　　“城市復興”的定義

　　從生物學角度來看，再生或復生指的是失落或損傷組織的重新生長，或者是指系統恢復原狀。對于城市來說，也是如此。城市復興涉及到已經失去的經濟活力的再生或振興；恢復已經部分失效的社會功能；處理未被關注的社會問題；以及恢復已經失去的環境質量或改善生態平衡等等，城市復興更著眼于對現有城區的管理和規劃，而不是對新城市化運動的規劃和開發。

　　“城市復興”概念的形成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它是建立在過去半個世紀城市的發展變化及政策的調整上。在過去時期，主要有五種因素左右著城市變化與政策。它們分別是：

　　●城市地區明顯的體型環境條件與社會及政治回應之間的關系。

　　●對城市地區住房及社會健康與福利的重視。

　　●社會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令人向往的關聯。

　　●牽制城市質量提升的因素。

　　●城市政策角色與作用的改變。

　　這五個因素與主題，均可展開進行專題討論，由于篇幅的原因，在這里就不展開了。

　　“城市復興”一詞定義為：用全面及融匯的觀點與行動來解決城市問題，尋求一個地區在經濟、體型環境、社會及自然環境條件上的持續改善。

　　建立城市復興的策略框架是極為重要的，一個長期，明確的目標體系是對有效整合有限的資源，如土地、資金、勞動力的前提條件。同時策略框架與策略規劃是不同層次與范圍內相關團體與組織在城市復興進程中加強聯系的有力工具。明確合作伙伴關系是城市復興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它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為“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訴求提供橋梁。

　　●有能力地真實地將復興轉化成相關政策、目標與行動。

　　●帶動廣泛的合作伙伴關系，并包括所有關鍵的利益團體。

　　●在區域層面強調全面的生命力的繁榮與提升競爭力，加強對其居民及本區域及國家的貢獻。

　　●改善不利條件，提升機遇與靈活性，支持發展弱勢群體。

　　●保持城市作為文明、文化、創新、機遇與進取心的動力作用。

　　●相互依賴與協同的行動原則，而不是每一個計劃獨立行事。

　　●注重長期的結果與受益，而不是短期的費用與支出。

　　●滿足地區全面的需求，而不是僅強調個別項目的用地與建設。

　　●確立觀點及目標的一致性，盡量減少爭議。

　　●確立合作方積極的態度，不是僅維持公眾與政府機構與商業投資的分立。

　　城市復興與中國

　　“城市復興”雖然是在西方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下發展起來的，但對現階段中國城市發展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我們已經開始結合中國代表性城市的特定地區，嘗試自覺地運用“城市復興”理論為指導，結合中國特定的國情，進行了認真的探索與實踐，以期為城市復興理論在中國的運用積累經驗。

　　城市發展不僅僅只是涉及到物質規劃，城市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地涉及到社會生活、環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這也是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中國學者所倡導的“人居環境科學”的理論思想，特別是在新的理論發展觀的統籌下探索中國城市建設和規劃建設理論與實踐新的道路，我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們先將中國與城市更新有關的建設發展情況試做一個簡要的回顧與分析。

　　前面提到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之后，都經歷過徹底的產業革命階段，發展到現在已有200多年的時間。其中，城市化率最高的國家，如英國，已達到92％。所以，西方國家的城市建設，早已完成城市化的成熟停滯階段，而進入了一種自我調整完善的過程。西方城市建設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已經不完全是城市物質環境或體形空間的問題，而更多的是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問題。

　　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城市建設和城市更新理論發展有自己的特殊性與復雜性。自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模式是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主導，城市建設的重點在于發展工業，充分利用城市原有的城市結構和布局。同時，由于城市建設依靠國家的投入，資金缺口很大，所以對于舊城的政策是整體上維持現狀、充分利用，未進行實質性改造。大部分城市的結構未出現質的變化，這在相當的程度上使得舊城的條件更加惡劣，舊城普遍存在布局混亂、房屋破舊、居住擁擠、交通阻塞、環境污染、市政和公共設施短缺、名勝古跡綠地遭受破壞等嚴重問題，為后續的城市建設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困難。

　　這時的城市建設是沒有“市場”的概念的，城市成了自我服務的工業生產體系的集聚點。在國家的計劃和經濟社會組織工作中，沒有把城市作為一個重點來對待，在“先生產，后生活”的方針下，城市建設和管理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致使城市積累了大量問題。

　　在改革開放后，這種城市結構從物質上、社會上、經濟上和環境上產生的問題，與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特別是近年來高達2位數的年增長幅度產生了嚴重的矛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方面，雖然經過各級政府和全社會的努力，城市城區特別是舊城的物質環境雖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與城市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速度無法適應，客觀上造成了舊城的持續衰敗。同時，在城市進行整體結構調整當中，又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由于產業結構，用地性質，人口結構的變化，原有的穩定城市物質空間和社會人文環境的平衡受到外部的力量作用而經歷著巨大的變化，新的平衡在短時內重新建立也非一蹴而就，這種失去平衡的矛盾甚至會影響社會發展和秩序，引起社會的矛盾。另一方面，在以市場為主導的城市開發和房地產開發中，各方面的利益又驅動著大規模的開發建設帶來了更多新的變化，多趨向于高密度，會造成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和容積率過高的問題，帶來新的城市環境的極度惡化。城市中心區土地利用功能的變化，帶來土地使用性質改變和使用強度提高，而此時的城市基礎設施的負荷能力又往往達不到新的要求，形成不同的矛盾在不同的時間和場所一再的出現和交織。

　　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我國城市城區特別是舊城更新的過程當中，歷史文化保護意識普遍淡薄，常常造成“建設性”破壞，導致城市歷史風貌和特色的喪失。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由于一部分人，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決策人片面認為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妨礙城市經濟發展，迫切希望改變物質環境進而通過使用大規模建設促進經濟發展，從而忽視歷史文化遺產和特色的保護。

　　與此同時，由于我國城市管理機制與程序的缺陷，以及相關城市建設的法律法規的尚不健全，再加上部分城市的決策者急功近利，不顧城市建設發展規律的行政干預，只顧眼前利益的行為，使得上述問題更加突出，矛盾更加尖銳。

　　我國幅員遼闊，經濟和社會發展并不均衡，各個區域、各個城市、甚至每個城市的不同城區，它們的發展模式與客觀情況均不相同，這就要求我們要對不同的情況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探索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復興理論內涵，模式和方法。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對青島和北京舊城傳統商業和居住街區衰敗的復興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實際上這僅僅是工作的開始，還有不同類型的中國城市和地區需要進行更廣泛，更深入的調查與研究。比如我們還需要關注我國東北地區的老工業城市，我國西部城市和運河沿岸的運河城市的復興等等。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城市復興的理論與實踐對振興東北，復興東北城市有著極為積極的現實意義，這就要求我們采取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復興戰略，只有這樣，在振興東北的機遇下，在轉變觀念的前提下，全面優化投資發展環境和生態環境，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強城市和區域綜合競爭力，以期最終達到城市的復興。

　　在這種情況下，要積極促進城市經濟結構的戰略性重組，為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和旅游服務業等支柱產業的發展提供空間保證；同時，要著眼于加強區域合作，完善中心城市功能，優化城市結構；城市規劃和城市復興的實踐要突出地方特色和文化內涵，努力建設良好的城市面貌和生態環境，以旗艦項目為突破點進而推動城市全面的復興；要合理調控土地開發，引導土地利用均衡有序發展；要逐步調整探索和形成切合當地城市復興的戰略，進行舊城改造和新城建設規劃。

　　經過上面的闡述，我們認識到，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城市發展和城市復興所面臨的任務，較之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情況要更為復雜、任務要更為嚴峻，周期要更為漫長，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建設在研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建設和城市復興有關理論和經驗的同時，更需要針對我國的特點、國情與具體情況，探索出一條適合本國特色的途徑和策略。

　　“有機更新”理論是吳良鏞教授在對北京舊城和我國其他城市規劃建設長期研究的基礎上首先提出的，“有機更新”理論的闡述，豐富了城市更新的理論成果，特別是它在北京的成功實踐，更引起了國際的贊譽和廣泛關注。

　　“有機更新”的核心思想是主張按照城市內在的發展規律，順應城市肌理，從而達到有機秩序。從“有機更新”到新的“有機秩序”，這是人文復興與人居環境整體發展的途徑，是符合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從物質環境的提高到精神文明的建設等。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吳良鏞提出的“人居環境科學”理論體系，“這是一門以人類聚居為研究對象，著重探討人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它強調把人類聚居作為一個整體，而不是像城市規劃學、地理學、社會學那樣，只涉及人類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某個側面。”

　　“人居環境科學”的思想，前瞻性地提出了人居環境理論包括城市建設理論的發展方向，與西方近上個世紀80年代后可持續的城市建設和“城市復興”實踐是一致的，體現了城市建設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任務和目標更為廣泛、內容和手段更為豐富的趨勢，是東西方在不同的道路上進行探索的殊途同歸。

　　“城市復興”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有廣闊的發展空間，蘊含著豐富的創造天地。借鑒西方城市復興理論與經驗，隨時融入新的城市發展理論與經驗，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以經濟發展帶動文化建設，以經濟和文化共同促進精神文明的繁榮，發展“人居環境科學”等相關理論，探索中國“城市復興”的實踐大陸是我們面對的一個有著極為重要意義的新命題，必然大有可為。

　　（作者 吳晨 英國皇家特許建筑師、英國TFP設計公司中國區董事、清華大學博士、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華南理工大學顧問教授。英國伯明翰中心區復興規劃由其參與并主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