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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公園服務面積分析

　　根據前面介紹的ArcGIS中簡單緩沖工具，首先，在ArcMap9.2中對選取43個公園綠地作為研究對象。然后使用鄰域分析(Proximity Analysis)中的簡單緩沖工具，分別計算研究區域內半徑為500m、1000m、1500m以及2000m的公園綠地的緩沖范圍。最后，減去研究區域外的緩沖范圍，得到各等級的服務面積，(圖8)。

圖 8 研究區域內公園綠地的服務面積

表2 各城區不同服務半徑的面積和服務面積比率

城區	服務半徑（m）	面積（ ）	百分比（%）
海珠區	500	10.83	14.48
	1000	25.28	33.80
荔灣區	500	10.01	18.01
	1000	23.35	42.02
天河區	500	27.96	21.31
	1000	63.89	48.70
越秀區	500	16.19	58.28
	1000	25.11	90.39

　　《廣州市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對公園綠地布局進行規劃；居民出家門500m就可以進入公共綠地，走約2000m就有一個大型綠地。根據實際情況和規劃要求，選取500m和1000m作為“門檻”半徑進行數據分析，可以得到不同服務半徑的緩沖區的面積以及所占總面積的比例，也就是服務面積比率(表2)。

　　3.4結果分析

　　通過上面的公園綠地空間可達性和服務面積的計算，可以看到研究區域的四個城區中：越秀區公園綠地的可達性最好，也就是到達公園所需的時間最少，其中可15分鐘之內的到達公園的面積占到了全區總面積的85％以上；同時越秀區的公園的服務面積也最大，半徑1000m的服務面積占到全區面積的90％以上。海珠區公園綠地的可達性最差，15分鐘以內可以到達公園的面積只占全區面積的15％左右，公園的服務面積最小，半徑1000m的服務面積只占到全區總面積的33％左右。荔灣區和天河區公園的可達性優劣和服務面積大小介于越秀區和海珠區區之間。

　　越秀區作為廣州市的老城區，集中了像越秀公園、流花湖公園、東山湖公園等全市性綜合公園，還有像廣州動物園等專類公園以及大量的社區級的公園；同時道路網密集，交通便利，可達性最好；由于本身面積較小，公園的服務面積比率也最大。海珠區人口密度較大，是外來人口密集的城區，但公園綠地的數量少，綜合性公園只有曉港公園；雖然瀛洲生態公園面積較大，但位于海珠區的西南端，交通不便；社區級的公園綠地相對于海珠區的面積和人口明顯不足，公園的可達性和服務面積最差。天河區市級公園較多，像華南植物園、天河公園、珠江公園等都是大型的綜合公園，但由于天河區面積比其他三個區大，所以公園的可達性并不如越秀區。荔灣區的市級綜合性公園數量不多，與人們生活聯系緊密的小型社區級公園數量較多，但主要集中北部，公園可達性和公園的服務面積優于海珠區。

　　從整個研究區域來看，可以明顯地發現公園綠地主要分布在珠江以北的越秀區、天河區和荔灣區北部，珠江以南的海珠區和荔灣區南部公園數量少，市級綜合性公園更少。《廣州市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中要求到2010年市屬各區都要建設2個～3個面積3萬m2以上的公園；每個行政街、鎮區都要建設一個面積3000m2以上的中心公園。越秀區、天河區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越秀區甚至已超過這個目標；但珠江以南的海珠區無論從公園綠地的數量還是可達性上遠沒有達到規劃的要求。

　　4討論與啟示

　　公園綠地的數量和面積的可以看作是以經濟效率和生產力為首要任務的工業社會的需求，而空間可達性則可以看作是以高質量生活為目標的文化導向社會的需求。在建設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理念的指導下，公園的可達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4.1結合公園可達性及服務面積，建立更完善的綠地系統評價指標體系

　　傳統的綠地評價指標，側重于數量上的統計，沒有涉及實際的空間分布和使用情況。2006年廣州市建成區綠地率為33.52％，綠化覆蓋率為36.79％；人均公共綠地面積為12.02m2，全部達到國家園林城市標準。但我們通過上面的分析看到，公園綠地的分布存在很大差異，主要集中在珠江以北，珠江以南的地區無論從公園綠地的數量還是可達性上都很差。

　　4.2結合公園可達性及服務面積，建立城市公園綠地應急避險功能體系

　　城市綠地，尤其是公園綠地，由于具有較大的規模、相對完善的設施和內部建筑密度較低的特性，能夠有效發揮防災避險的功能，從而成為應急避險的良好場所[14]。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給東京等大城市的構造帶來了巨大破壞，但也使人們看到公園綠地的避難隔火等作用，并孕育了第一個帶有考慮到防災的公園系統特點的復興規劃。作為自然災害頻發的我國，同樣應該重視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中考慮應急避險的功能。

　　4.3結合公園可達性及服務面積，建立城市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價體系

　　城市中具有自然屬性的綠地，不僅可以為人們提供休閑娛樂，而且還可以改善城市生態環境，降低大氣污染物濃度、平衡大氣中的氧氣和二氧化碳、改善小氣候以及降低地面徑流等等。公園綠地的服務面積和比率結合人口分布，可以作為評價一個地區生態服務功能的重要指標。

　　本文對于公園可達性和服務面積和比率的計算，采用基于柵格的成本加權距離與簡單緩沖方法。在計算過程中，假定了人口分布是均勻的⑤。另外，對于土地利用類型的劃分和空間相對阻力值轉化為時間等級的方法相對簡單，假定了行人的速度是均勻的，沒有考慮交通成本的影響。如何科學合理的設定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上的空間相對阻力值并使其具備在不同城市間進行橫向比較、將人口的空間分布、年齡結構與不同出行方式的交通成本的影響整合于空間分析模型中建立更加完善的綠地系統評價體系，將是今后研究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注釋]

　　①人口數據來源于廣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然后根據各街區人口數，在ArcGIS中對其進行空間差值計算。

　　②公園綠地類型(G1)的劃分按照《城市綠地分類標準》CJJ／T 85— 2002，不考慮街頭綠地。

　　③假設人的步行速度為5　km/h，每分鐘需要克服的空間阻力值為83.3。

　　④這里的總面積與服務面積比率的總面積一樣，等于實際總面積減去公園綠地和水域面積。

　　⑤雖然計算了人口空間差值，由于沒有街區的具體范圍，沒有考慮公園綠地服務人口分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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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謝軍飛，李延明，李樹華．北京城市公園綠地應急避險功能布局研究[J]．中國園林，2007，(7)：23－29．

　　[作者簡介]

　　肖華斌，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博士研究生。

　　袁奇峰，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徐會軍，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