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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者：吳良鏞

　　-演講主題：縱論北京歷史名城保護與發展

　　-演講地點：國家圖書館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演講者小傳

　　吳良鏞，1922年生于江蘇省南京市。1944年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建筑系，獲工學學士學位。1950年獲美國匡溪藝術學院建筑與城市設計專業碩士學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國家注冊城市規劃師�，F任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兩院院士、著名建筑學家講述北京舊城保護方案的城市定位

　　-指出北京舊城保護面臨的困境，及走出困境的辦法

　　-北京要終結“同心圓”模式，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新格局

　　北京城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的心血所凝聚的瑰寶，是世界上擁有世界文化遺產最多的城市。保護好舊城及其遺產，具有偉大的政治文化意義，也體現了世界的期望。北京,還是國際、國內、本市多種多樣活動的中心，上千萬人民生活于此，是充滿活力的大城市。因此，城市本身具有“保護”與“發展”的雙重任務。因此，北京城市規劃發展必須用最高的標準，體現先進的科學、先進的文化。

　　北京是世界上僅有的將城市規劃學、城市設計學、風景園林學與建筑學融成一個體系，凝聚在一個城市中的杰作。

　　-北京歷史名城價值的再認識

　　(一)北京城的歷史價值

　　從中國城市發展史來看，北京可以稱之為“中國古代都城的最后結晶”。秦、漢大一統政體初建，秦咸陽、漢長安還不能在都城建設上有太完善的規劃，東漢洛陽開始有軸線的布局，至曹魏鄴城，宮殿與居民區全然分開，宮前建有宮門，主殿面對長街，在宮前長街兩側集中布置衙署等。后世歷代都城既有繼承，又根據具體情況有所發展，唐宋變革，文化繁榮，商業發達，都市生活豐富，延至元明清，都城形制更趨成熟。從世界城市發展史來看，北京是少數最大的城市之一。有學者統計，從1450年到1800年間，除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在1650年到1700年間一度領先外，北京一直是“世界大城市之最”，直至1800年才為倫敦的崛起所取代。 因此，有西方學者稱“北京是一個偉大文明的頂峰，一個卓越的紀念物”，這句話北京是當之無愧的。

　　(二)北京城作為設計典范的價值

　　從建筑學的意義看，北京是世界上僅有的將城市規劃學、城市設計學、風景園林學與建筑學融成一個體系，凝聚在一個城市中的杰作。世界上只有局部的例子，但從沒有像北京這樣全面而完整�，F代中國，其他古都均消失了，僅僅留下了一些痕跡，而在地面遺存中，北京是惟一最集中、最完整的范例。歷史上北京舊城也有過破壞與變化，主要是改朝換代人為的，但之后都得到了修建并恢復其完整性。

　　過去100年，在激烈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中，中國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是史無前例的。近半個世紀來，除了少數學者對北京的歷史發展研究做出獨特的貢獻外，我們對北京城市規劃光輝歷史價值的研究和貢獻顯然太少了。宣傳、保護力度太不夠了，這是我們建筑學人引以為不安的，甚至是痛心的。

　　都城作為首善之區，在建設思想、規劃設計科學與藝術上首先應堅持最高標準，立于世界都城之林。今天尤其不能喪失對這個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的基本認識，我們眼見北京城在這個大發展的洪流中日受影響，仍然需要堅定不移地相信它的文化魅力，在今后發展中精心地繼承和發展它的精華。

　　解放初期，“梁陳方案”在當時的情況下未被采納。現在舊事重提，目的重在進一步明確過去被忽略了的、未被理解的基本原則。

　　-對“梁陳方案”的再評價

　　討論建國初期規劃，不能回避“梁陳方案”問題。我無意為其翻案，但是它內在的核心原則，今日仍有闡述的必要。因為“梁陳方案”所遵循的本是歷史名城規劃的普遍原則，其價值在于符合“保護歷史城市另辟新區擴建”這樣一個規劃建設的基本方式。建設新區對于城市發展來說既省錢，又具有相對較大的自由度，可以避免陷入原有城市的復雜矛盾之中。因此，幾乎成為中外歷史上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規律。

　　從中國城市建設的歷史看，傳統城市的發展有放棄原有城址另覓新址的，如唐長安城放棄漢長安舊址；有呈同心圓式向四周擴張的，如后周汴梁及宋東京(開封)；也有更多的城市采用在原地的一側另辟新區擴建的，如明南京建都之初在原有城市基礎上向東發展另辟皇城區；元世祖忽必烈另在當時東北郊另經營新城，即元大都。這種新區偏向舊城一側發展的形式，其優點在于對原有城區無須做太多變動，而新區的發展可以根據現實的需要，布局較主動。

　　從世界城市建設的歷史看，國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巴黎在保護舊城區的同時，一方面加強周邊新城的規劃建設，并在20世紀70年代起城市主軸線繼續向西延伸，規劃建設了德方斯商務金融區。另外，羅馬在20世紀40年代起規劃建設了新城，倫敦在80年代起規劃建設的道克蘭濱水碼頭區等，都對于原有舊城區的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建國開始，是采納“梁陳方案”另建新區，還是“以舊城為中心發展”是北京城市建設的兩種方式、兩種途徑。由于當時方案的形成極為倉促。而“梁陳方案”在當時的情況下未被采納�，F在舊事重提，目的重在進一步明確過去被忽略了的、未被理解的基本原則。

　　對于北京這個文化古都，從建國開始至今都存在著“保護與發展”這一基本矛盾，并且矛盾越來越尖銳。如果這兩者基本上不在同一空間上發展，矛盾就會簡單許多。

　　對此，包括對“梁陳方案”，從來未作認真的總結，而是回避矛盾，避免觸及，甚至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成了學術上的禁區。

　　-需對過去的實踐作科學的反思

　　建國50年來舊城基本的矛盾就是企圖在同一空間上既要保護舊城，又要建設現代化的城市(對現代化從來理解不一，對舊城就更莫衷一是)；既承認它是偉大的遺產需要保護，又強調要改造，還期望“現代化與歷史名城交相輝映”等等，理論上似很辨證，幾十年來的實踐結果卻矛盾重重。對此，包括對“梁陳方案”，從來未作認真的總結，而是回避矛盾，避免觸及，甚至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成了學術上的禁區。這在過去“左”的路線下并不難理解，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太大了。

　　城市規劃是經驗的科學，是基于實踐，理性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聯系歷史，認識現實，預測未來的科學。如果對過去的實踐不作科學的反思，則是非不明，也就難于正確發展——這正是我們的城市規劃學術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當然這種情況本是全國的現象，由于首都的特殊性，涉及歷史人物的特殊性，過去難以正面觸及，但現在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總結了，而且已不難總結了。

　　回顧歷史，在過去50年，北京舊城遭受過三次大拆改：

　　第一次拆改是建國初期的20世紀50年代，延續至60年代徹底拆除北京城墻。

　　在否定“梁陳方案”、北京總體規劃確立“以舊城為中心發展”新首都后，在一些當時的公房、王府和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安插各級行政辦公機構。隨著各種機構發展增大，不得不接二連三地再拆除舊建筑，并擇地添建。現在有的地方面目全非，甚至已遺跡無存。但在當時，矛盾并不顯得特別尖銳，因為這些房子多隱藏在城市街坊內部，一些拆改限于當時財力水平，規模與尺度較小，早期撥地也比較謹慎，主要矛盾是一些最重要的歷史文物建筑和最顯眼的公共建筑的變動。隨著每一次的大改動，必然有一番爭論。

　　第二次拆改是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

　　城市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建設量大增，建筑高度失控，舊城中出現東方廣場、金融街等巨型建筑綜合區。問題逐步顯得嚴重，且日趨嚴重。

　　法國巴黎有個發人深省的例子，在舊城蒙帕納斯火車站附近蓋了一幢高層建筑后，受到紛紛指責就公認失敗不再蓋了，因此，巴黎舊城內就留下了幾乎是惟一的一幢高層建筑。

　　正由于我們沒有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陷入盲目性，錯誤總屢犯不止，“學費”屢交不止，這就是問題所在。

　　第三次拆改是在2000年—2003年的危舊房改造。

　　明確摒棄“攤大餅”式的模式，從“中心大團”跳出來，尋找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結構形式。這是對原有的城市結構的突破。

　　-北京城市空間發展——“走出同心圓”

　　(一)力解北京城市發展的困境——“攤大餅”與“聚焦”

　　在首規委邀約下，2002年清華大學在過去研究基礎上進行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對北京城市建設中存在的“中心聚焦”和“攤大餅”發展模式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地聚集了許多功能。這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中心城區聚集的功能太多，而且多聚焦于歷史文化精華地區，同一空間中安插多種多樣的功能，導致歷史風貌不斷喪失；交通壓力與日俱增；規劃綠地不斷被占；環境壓力日趨嚴峻。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所確定的“環形加放射”的空間布局結構模式，在建國初期城市規模不太大的情況下，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20世紀80年代北京進入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以后，已不再適合。

　　(二)走向“兩軸兩帶多中心”的新模式

　　兩年來，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及有關職能機關的努力下，在中規院、北京市規劃院和清華大學的共同參與下，空間戰略研究及總體規劃修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概括說來，即明確摒棄“攤大餅”式的模式，從“中心大團”跳出來，尋找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結構形式，即在中心城繼承發展城市傳統中軸線和長安街沿線十字軸，在其外圍構建“西部生態帶”、“東部發展帶”，并在市區范圍內建設不同的功能區，構筑以城市中心與副中心相結合、市區與多個新城相聯系的新的城市發展模式�！皟奢S兩帶多中心”結構形式的獲得，是對從建國初確定下來、近20多年來已顯困境的城市結構在城市形態上的一次突破。

　　現在可以說找到“走出同心圓”的路子，對困擾北京發展問題的解決有了轉機，舊城的疏解有了可能，但還不能說舊城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在這大好時機，我們應轉換思維模式，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整體保護，有機更新”，通盤解決北京舊城保護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