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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景觀設計的首要任務是回到土地，從人與土地的關系中，找回尋常景觀。這需要當代中國的設計師和開發商，繼續“五四”新文化運動，像白話文的革命那樣，進行設計思想的革命。

　　海德格爾把作詩的本質理解為人在大地上的棲居，棲居的本質也就是做詩的本質，“作詩首先把人帶上大地，使人歸屬于大地”。因此，基于現象學派的觀點，棲居的過程是認同于腳下的土地，歸屬于大地、并在天地中定位的過程。棲居使人成其為人，使大地成為大地，棲居使人的生活具有意義，這樣的棲居本身具有詩意。

　　然而，我們并沒有得到本質上應該是“詩意的棲居”，而是“非詩意的”占用住宅而已。“一種棲居之所以會是非詩意的，只是由于棲居本質上是詩意的。人必須本質上是明眼人，他才可能是盲者”(海德格爾)。

　　沒有詩意地棲居：異常景觀的泛濫

　　我們得到了房子，卻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我們本當以之為歸屬的、籍之以定位的一片天地，因而使我們的棲居失去了詩意。具體來講，這種“盲目”和自我的失去，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認同古典中國的封建士大夫景觀：誤認古代傳統可以代表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認同古典西方的景觀：誤認高貴典雅的巴洛克景觀可以標榜自己出眾的身份；認同現代西方的帝國景觀：誤認為只要是現代的形式便具有現代的意義；認同現代異域的景觀：誤認為奇花異卉奇景就可以產生美。

　　這四個方面的盲目認同，從時間維度上，或是在空間維度上，失去了作為此時此地人的自我，也失去了大地的本真。我將這種“盲目”上升到生命的意義和民族身份的危機。面對這樣一個危機，現代居住景觀的設計必須重新回到土地，歸還人與土地的本真。

　　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這是每一個設計師所應該回答的問題。法國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非常宏偉巨大，它跟圓明園是同時代的，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國的紫禁城，是中國封建帝國的經典，同樣令人嘆為觀止；當年希克斯圖氏五世(SixtusV)和相繼的多位羅馬教皇，通過向信徒們賣“贖罪卷”。營造了一個圣比德廣場，而我們的教科書一遍又一遍地把它當作寶典，頂禮膜拜。從古希臘和羅馬帝國，再到法蘭西帝國和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都曾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形式，甚至同樣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觀，它們如同一個不散的幽靈，最終來到了中國的城市，成為當代許多中國人主動或被動的認同。幾平每一個城市至少有一個大廣場，幾乎所有這些廣場的模范就是凡爾賽宮前的廣場和模紋花壇，或是羅馬圣比德廣場，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廣場，我們的居住景觀又何嘗不是如此？

　　而與此同時，我們也開始認同于所謂“最現代”的建筑和景觀，杰出的例證就是國家大劇院。它是法國建筑師在中國首都的“杰作”，它將迫使未來的中國人去認同。另一個例證是中國央視大樓，在傳媒時代央視大樓相當于一個民族最權威的象征，一張不可誤認的民族身份證，這是中國人正在準備要認同的。它們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這種建筑的背后。作為接受了這種建筑的人們，實際上是用一種“暴富”的心態來接受一種“帝國”的建筑。當今，任何一個經歷過現代化發展的國家都不可能再蓋這種建筑，因為它們違背了基本的現代精神——土地的倫理、理性、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功能服從形式的原理，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貴的花費，在造一個具有同樣功能的展示建筑。在當代的中國，那些“帝國”建筑師們實現了他們的“帝國”夢想。我似乎重新聽到了100年前美國城市美化運動中建筑師Daniel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規劃，因為小規劃沒有激奮人們血液魔力……要做大規劃……一旦實現，便永不消亡”；我也回想起英帝國主義建筑師EdwinLutyens和HerbertBaker在他們的新德里的宏偉設計被采用時的興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國主義萬歲，專制萬歲。

　　邊緣上的中國使我們的文化與民族面臨身份的危機是古典的西方帝國？封建的中國古典？還是帝國的現代西方7在這樣的茫然和盲目之下，人，當代中國人，成為追求異常景觀和占用住宅的奴隸，而失去了詩意地棲居。

　　“白話”時代的呼喚：尋常景觀

　　胡適當年尖銳地批判道：“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正有價值真正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所以他宣告“死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要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

　　也許他是偏激了點。但我今天要講的就是中國要有活的城市，要活的建筑，要活的景觀，活的居住空間，也就必須用“白話文”，這個“白話文”是什么：就是尋常景觀，就是”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因為，對異常景觀的追求．最終使我們的大地失去詩意，使我們的棲居失去詩意。

　　白話的建筑，白話的景觀和白話城市，決不等于西方現代建筑和景觀的形式，而是科學、民主、平民化的精神。一百個國家大劇院或一千個“央視大樓”這樣看似“現代西方”的建筑，一萬條“世紀大道”和十萬個“市政廣場”這樣的巴洛克城市景觀，都只能使我們的城市和城市景觀離棲居越來越遠，離詩意越來越遠，離現代化愈來愈遠．離和諧的人地關系愈來愈遠。因為，它們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識和暴發戶意識以及古典中國封建士大夫意識的幽靈附體。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觀現代觀的體現。哪怕是最現代的形式，如同舊傳統和古典的形式一樣，如果沒有現代精神，實際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識，封建帝王意識，以及帝國意識的體現。

　　作為開啟中國現代化進程標志的五四運動已經過去85年了，而中國的城市，特別是中國的園林，或者是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設計學卻似乎沒有受到五四精神和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相反，一向被奉為國粹的封建士大夫園林卻成為中國五千年封建意識形態的最終庇護所，揮之不去的亭臺樓閣，小橋流水，曲徑通幽與橫行于中國城市的化妝運動相雜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會以古羅馬廢墟和圓明園廢墟的亡靈，生出了一個個中國當代城市景觀的怪胎。這是我對中國目前城市景觀，城市的建筑，特別是城市的園林和建設的一種危機感。

　　這是一個告別帝王和英雄的時代，這是一個拋棄帝國和封建主義的時代，科學和民主，人文生態理想在催生設計學科的革命，它將使我們徹底拋棄異常景觀，重新回到土地。尋找尋常的景觀，那里潛藏著無窮的詩意，它將使人重新獲得詩意的棲居。